【视频/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升】
大家好，我是环球时报英文版的首席记者杨升。我是观察者网左栏的专栏作者，现在是“观棋有语”的常驻嘉宾；我与观察者网的将军、苏师傅、施老、王骁、可蓉、小婷编辑不仅是同行关系，还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可以说是观察者网的老朋友了。
因为需要遵守相关的防疫政策，我现在正处于二十大系列活动所居住的闭环酒店；今天刚刚从新闻中心回来，准备给观察网的读者朋友们录这期视频。这次录视频我还佩戴了党徽，仪式感很足。
首先要分享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2012年5月14日我在英国伦敦拍摄的。当时我在菲律宾驻英国大使馆门外，自己身上披着国旗；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还有很多爱国学生，他们打出来的标语和横幅与我们国家和菲律宾关于黄岩岛争端问题有关，我们要捍卫中国的主权，向国际社会讲清事实的原委。
当时菲律宾的领导人是阿基诺三世，他被美国怂恿并利用，在南海问题上挑衅中国，双方产生摩擦。那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情势一度非常紧张，南海也成了国际局势热点地区。但是十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南海已经变成了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我们国家基于强大的国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成功妥善地处理了这个危机，通过外交努力让相关争端回到了外交解决的轨道上。同时，以国家实力为基础，我们大大加强了中国南海岛礁的建设，让外部势力阴谋落空，无机可乘。
当时，不少爱国学生在英国第一时间听到信息时，还在担心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该如何巩固，担忧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战争，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可以看出这样的担心早已被化解。在中国强大的国力，坚定的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面前，我们党和国家完全有时间、有能力、有耐心、有决心把这些争议朝着向中国有利的方向引导，能有效地主动塑造符合自己需要的周边战略态势。
我之所以用这张照片，是因为我深刻地记得，那时下着雨，很多来自英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在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面临外部威胁时，我们愿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彼时我们这些中国的爱国留学生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中国人”的身份对于海外游子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我们披上国旗走在伦敦的大街上唱着国歌，那种激动的心情和认同感可能是很多没有类似经历的朋友不能想象的，十年过去了我很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幸福安康。
第二个问题是“过去的十年我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像图片中看到的那样，十年前我还是一名留学生，在英国学习国际关系，当时我是全年级甚至全系唯一的中国人。这种感觉和很多其他的留学生不一样，因为我们所学的这个专业和外国人在思想上产生碰撞和交锋的频率很高。所有国际关系的话题几乎都绕不开中国，而作为班上唯一的中国人，我必须时刻准备好回应各种各样针对中国的疑问和偏见，但这也使得我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而获得了特殊的话语权。那个时候没少跟外国人输出我们的“火力”，也是从那时开始锻炼自己“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回国后，我在清华大学从事过国际交流工作，紧接着来到了今天我所工作的岗位，成为《环球时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的专业“国际关系”与工作要求非常匹配，不仅有助于日常工作，也帮助我成长，我的业务水平提高得比较快。
这十年中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和故事，我在学生时代经常只能在电视或者电脑屏幕里看到的名师泰斗都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我有了面对面采访和向他们学习的机会，比如张维为老师、金灿荣老师、沈逸老师等等；原来只能在电脑屏幕上仰望他们，或者在论文的引证书目里提及，而如今与他们直接交谈和请教都已经成为自己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与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让我感到自己非常幸运。
2017年月26日，我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下水仪式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举行。图为航空母舰下水仪式现场。中国军网记者 冯凯旋 摄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报道，我是个军迷，虽然并不专业和资深，但是也有幸报道了中国第一艘自己设计和建造的航空母舰，近距离看到了它第一次下水和海试。在珠海航展我见证了歼20的航展首秀。我还在朝美元首峰会“金特会”上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回答我的问题时，大力称赞了我国的领导人，这也算是我作为记者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
在今年的两会外长记者会上我提问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2019年我们经历了香港“修例风波”的全程报道，我和我的同事先后5次前往香港，经受“准战地”报道的考验。而现在我正在报道党的二十大，有机会到人民大会堂去现场见证和感受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会。
我讲这些变化的目的是什么？正如我们在二十大报告中听到总书记说的那样，在过去十年，中国达成了很多历史性的成就，实现了伟大的变革，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中国同时也在新时代中成功克服了很多挑战，妥善解决了很多危机，成功规避了很多风险。
所以说，中国迈向民族复兴的大道不是一片坦途，是需要经历颠簸和波折的。也正如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所强调的：“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过去十年，在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成功地渡过了这么多难关，解决了这么多难题，有很多令一些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题都被我们解决了。我记得很清楚美国刚刚挑起贸易战时，国内舆论场甚至出现了一些投降派的理论。新冠疫情刚刚暴发时不少西方人幸灾乐祸地说这会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现在回过头看，在事实面前，这些荒诞的言论早已沦为笑柄。
过去十年，我们所见证的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克服的挑战危机，会成为我们未来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来源。中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扛起了一面正确的旗，中国有坚强的、可靠的、有智慧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领导核心，这是我们的幸运。
另一个问题是“我的城市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的老家广西南宁的变化是非常大的，在我出国留学期间，每年假期回去我都有一个感觉，南宁会出现一些新的地方，比如娱乐场所购物中心或者新的设施和景点。后来，我越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外地人，我在南宁出去吃饭或者跟朋友相聚需要别人带路，自己开始不认识一些新的地方了。
在中国，像南宁这样的城市还有很多，在过去十年，他们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异。相比之下每年回英国，无论是我的大学所在的地方，杜伦或诺丁汉，还是后来的实习地伦敦，变化都不大。
我在英国学习的四年发现英国各地的变化非常小，并不是说他们不需要变化，而是没有能力去实现变化。有些设施的建设耗时非常久，同样的工程如果放在国内，无论是大城市或者县城，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但在英国很可能几年都不见起色。这也让我非常具象地看到了中国的朝气蓬勃和蒸蒸日上以及西方世界的暮气横秋和沉沦堕落。
南宁市邕江、南湖及周边建筑。新华社记者曹祎铭 摄
我现在生活在北京，北京的变化也很多。基础设施方面，比如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建设、环球影城的出现，还有今年年初北京冬奥会的新场馆设施都很多。对我自己来说，最大的变化是北京的天确实变蓝了。
当我十年前来北京读书，北京的雾霾天是非常普遍的，空气污染指数非常高，那时候雾霾似乎成为一种常态。我去国外读书，外国同学还会经常跟我提及这个问题，我会说英国以前也是雾都，在工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之后就慢慢解决了这些问题，现在中国也面临英国当年类似的问题，我们也在找符合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法。
那时候还觉得这是一个很难以启齿的事情，但现在，尤其这两天大会举行期间，北京的天非常蓝，空气质量非常好，而且蓝天的比例在全年中的占比也越来越大。蓝天越来越成为常态，而雾霾成为了“非常态”。相信在未来随着相关工作的推进，“大会蓝”也会成为北京的“常态蓝”，这是我对北京这个城市最大的感受。
第三个问题是“你十年后会在哪里？在干什么？”这个问题很大，我就大胆去想。十年后也就是2032年，距离我们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两步走实现的第一个阶段2035年很近了，相信那个时候一些若干现在看来比较重大的问题应该已经得到了解决。
图片来自平潭网
所以我会在哪里？我在想有可能会在台湾，那时候我相信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台湾问题应该已经得到了解决，国家的统一大业已经实现。统一后的台湾一定是世界的焦点，这也将成为全国人民建设的重点，包括如何让统一后的台湾和大陆进一步融合，形成实质上的命运共同体。两岸的发展模式不同，把台湾纳入到我们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里面，这是大有可为的。
统一只是第一步，台湾问题的彻底解决将会是我们这一代人，“90后”和“00后”所要面对的最关键的“大事变”。我们国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带来一股“统一红利”，上一代人享受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那么我们这一代人有机会面对的是“统一红利”，如何把“统一”和“红利”画上等号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努力的事情。
我还可能会在雄安，我相信到那个时候雄安新区的建设已经很成熟了，而且已经能够作为一张中国的名片。它应该是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面向未来的城市，到那时候很多非首都职能会完成向雄安的迁移。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河北的官员开始介绍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些最新情况，很多央企总部、部分高校、医院开始建设或往当地迁移。而且，雄安的建设概念是完全超前的，不是以我们现在对城市的理念来理解的。我非常期待雄安新区的建设实现以后，会是什么样子？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我还有可能会在美国，为什么呢？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到那时，中美已经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已经渡过了现在正在经历的摩擦期和对抗期。当斗争比较充分之后，尤其是台湾问题解决之后，中美关系势必会进入“新常态”，到时可能中美之间会有类似于“第四份联合公报”来界定新的两国关系，中美关系可能会进入与现在非常不同的新局面。所以，如果彼时因为中美关系改变，如果我还在新闻战线上工作，很可能会被派到美国采访和报道，或者说我们国家和美国之间重大的外交活动在两国之间频繁发生，这也是有可能的。
我的畅想大概是这样，十年后，我有可能在台湾，有可能在雄安，也可能会在美国，在华盛顿或纽约。无论如何，我希望十年后我能继续做我热爱的事业，为树立一个和我们国家的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而奋斗，为讲好中国故事、解决挨骂问题和提升国际交流能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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