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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莫斯科10月27日电 (记者 田冰)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全体会议上表示,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正成为过去,即将迎来二战以来“最危险且最重要”的十年。
普京表示,西方提出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只是为了将自己凌驾于规则之上,这无疑是“危险的、血腥的和肮脏的”,它无视他国和人民权利,否认其特质与独特性,漠视其他国家利益。任何社会、任何文明都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及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
普京指出,西方对俄制裁的目的是让俄经济崩溃,但它显现出很强的韧性。俄专家认为,与西方制裁相关的困难高峰已过,俄经济总体上已适应新的条件,但在创建新的进出口供应链、降低相关成本等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普京说,俄罗斯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认为自己是西方的敌人。俄罗斯曾一度提出要与西方“友好相处”,但却遭到拒绝。他强调,试图将俄罗斯从地缘政治版图上“清除”的做法永不会成功,“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对我们人民发号施令,告诉我们应以怎样的原则构建怎样的社会”。俄也不打算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人,不拒绝与美国对话,愿意解决任何问题。俄并非挑战西方精英,只是在捍卫其存在和自由发展权利,也不会成为某个新的霸权。
普京表示,西方独霸世界事务的时代正在结束,单极世界正成为过去。他说,我们正处在历史性转折关头。我们即将面对的可能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危险、最无法预测、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十年。
普京指出,不是俄罗斯,而是西方造成乌克兰今天的局势和各种事件。俄罗斯从未主动说过可能使用核武器,俄不需要对乌克兰实施核打击,因为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军事层面上都没有任何意义。(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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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而非中心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的话:在爱女杜金娜8月不幸在莫斯科郊外遇袭身亡后,承受巨大痛苦的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近况如何?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的杜金,怎么看当下的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现状?在被一些欧美媒体疯传为“普京大脑”“俄罗斯智囊”“国师”后,杜金如何讲述他与普京的“特殊关系”?对于中国自身发展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表现,他又有哪些评价?10月21日,在俄罗斯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杜金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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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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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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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