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讯文/庄怡）2022年已经接近尾声，全球局势的动荡仍未停息：新冠疫情给实体企业带来的寒冬还在继续，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产业链不确定性还在加剧，此外下半年来美联储激进加息更是令很多金融体系脆弱的国家雪上加霜。

国内来看，12月7日，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5.78亿万美元，同比增长5.9%。其中第11月，按美元计价，中国进出口总值5223.4亿美元，同比下降9.5%。按人民币计价，11月出口同比增长0.9%（前值为7%）；进口同比下降1.1%（前值为6.8%）；贸易顺差为4943.3亿元。

面对层出不穷的国内外风险挑战，中共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1月底，在观察者网参加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和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经济学家们各抒己见，分析当下国内外经济形势。尽管国内面临疫情反弹，外部因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增加，但是很多经济学家深入解读二十大报告和中国2035年发展目标，讨论中国经济转型轨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仍然乐观。

西方经济陷入滞涨 中国却无通涨之忧

全球经济正在深陷滞涨泥潭。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10月的经济展望显示，2022年全球增长将从去年的6%下降到3.2%；而通涨水平预计从去年的4.7%增长到8.8%，为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历史最高。为遏制通胀，很多国家启动加息等货币工具收紧流动性。

中国通涨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低水平。图为IMF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2022年全球通涨水平的预估。

就美国而言，美联储自3月以来已连续六次加息，累计加息375个基点，使得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升至2008年1月以来最高位。虽就业缓慢恢复，然而增长前景仍然不乐观。英国更是因政局动荡、脱欧后遗症、高通胀和劳动力短缺，陷入深度衰退。欧盟国家因为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自杀式站队造成的食品和能源危机，正在加剧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成本；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巴西等国也在受通涨之苦。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认为，从历史来看，通货膨胀往往出现在经济繁荣的顶点，而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是经济衰退的结果。

供给约束是本轮通胀的主要因素，美国和欧洲同理。历史上大部分通胀来自于经济内部体系，而这次主要是外部冲击。

以美国为例，新冠疫情之后，美国采取货币宽松和各项救助计划引起需求扩张，按照传统经济学原理，需求扩张以后物价上涨，然后供给增加，物价趋于平稳，但是由于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供给出现瓶颈，这一平衡被打破，导致持续的物价上涨，这是美国遇到的问题。

本轮美联储持续加息对抑制通胀效果不及预期，且加息副作用已经逐渐显现。从CPI来看，美国10月份CPI同比增速仍然高达7.7%，环比也在加速上升。猛烈加息物价却没有下降，说明效果不及预期。

中国经济目前虽受疫情反弹影响较大，目前并无通涨之忧，反而为疫情平稳后加快实施稳增长策略提供了好的环境。

2022年10月CPI同比增长2.1%。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减少企业融资负担，和全球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人民银行通过降息在为市场释放流动性。

在经济学家余永定看来，中国CPI在全球属于低水平，更别说与欧美发达国家的高通胀相比。回顾历史，中国传统意义上对通涨的担心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1970年代末进入社科院，当时整天担心什么时候出现“笼中老虎”，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马上要爆发的，不一定哪天老虎出来了。事实上我等了40年，只有在1993年、1996年通货膨胀曾经爆发过，后来有效制止了，以后经过了一段通货收缩。”

这意味着，通涨水平对中国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不形成制约。

国际环境有挑战，但对中国更是机遇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江小涓通过详细的数据对比发现，国际贸易已经成为引领中国和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虽然国际环境有挑战，但对中国而言更有机遇。

从出口来看，我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是全球环境的塑造者，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目前，人民币特别提款权占比达到12.3%，货物贸易全球占比13.1%，GDP全球占比17.3%，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占比20%。江小涓认为，中国新发展将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新机遇。

中航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邓海清也认为，欧洲从俄乌战争已经看到，解决通胀靠美国提供的方案行不通，地缘政治竞争不是未来的出路。“欧盟更加明确一点，希望和中国合作，从G20会议也可以看到，全世界对于未来面临通胀，大家还是认为全球化是解决问题的主要路径。我认为对于未来再一次全球化，感到非常乐观。”

就在不久前，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12家知名德国跨国企业高管随行，释放德国方面意欲加强中德经贸合作的强烈信号。据统计，今年1-7月德国对华投资同比飙升62.7%，来自德国多家机构的统计数据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

刚刚召开的党的二十大会议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其中，第五点指出“推进高水平开放，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做好高水平国内大循环正在带来积极效应。具体而言，大规模经济体为我国带来很多很重要产业的弯道超车，例如我国已经占据全球电动车市场销售份额的50%，光伏领域也发展神速，虽然受到国际打压，但是在各国新的光伏装机容量中，占有很高比重。

1-10月光伏组件主要出口国家/地区 图片来源：中国光伏协会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表现亮眼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结构转型期。疫情之下，尽管经济增速面临太多不确定性，但是经济结构转型已经相当明显。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发言中强调，仅从投资角度来看，高科技行业的投资，科创相关的企业投资仍然增长迅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10月份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到5.8%，但是制造业的投资已经达到了10.8%，第二产业投资达到了11%，计算机制造的投资达到20%，我们的专项设备、通用设备投资也达到了18%。“这些行业你会说萧条吗？不会！”刘元春这样自问自答。

疫情和经济转型换挡多种因素叠加，很多行业重新洗牌。高科技制造业，数字化的服务业等正在扶摇直上，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坐收中国高速城市化红利的房地产行业成为第一大萧条行业，并不为奇。投资来看，1—10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8.8%，因为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四分之一份额，因而拉低了总体固定资产投资两个百分点。第二大萧条的领域是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增速1—10月份回落到了1.8%，民间投资和房产投资40%是重合的。民间投资下降的主体第一是房地产，第二是服务业，第三就是消费，特别是接触性服务业。

反观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非常快，一些与高新技术、科创有关的企业投资非常快。“今年上海前三季度的投资下滑很厉害，但是到临港新片区去看，今年的投资增速依然接近50%。”

江小涓的研究也发现，国际贸易和分工在疫情当中受到了重大障碍，而数字经济成为疫情之中维系和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跨国数字企业和数字驱动型服务贸易发展迅猛。以数字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为例，过去三年占整个服务贸易的比重有了很大提升，现在已经超过50%。

在全球产业链出现了断链、障碍的时候，数字平台在接链、补链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大型工程机械生产商三一集团为例，该公司设备销往六七十个国家，最近几年大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疫情期间，劳动力和工程技术人员跨国流动受阻，三一迅速利用数字化平台建立了全球化连接体系，对所有可以现场作业的设备进行全天候24小时实时线上监控。以前设备出问题，需要维修团队尽快到达现场，在这两年特殊的情况下变得特别困难，他们就给在外常驻的常规化小型维修团队，匹配了所有的5G设备。当现场设备出现问题时，这个团队会带着5G的设备到达现场，和专家连线，指导问题的处理。数字技术赋能远程服务替代了疫情期间旅行的阻滞。

全球化背景之下，疫情为三一这样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发展数字化跨国运营的机遇，也会为他们在下一场全球竞技中实现弯道超车铺平了道路。江小涓预测，疫情期间发展起来的全球数字化应用在疫情之后不会结束，反而会使全球产业链的运转变得更有效率，线上线下将来一定是一个并行的全球化过程。

转型关键期，要警惕各种风险

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如果从2010年开始算起，至今已经十二年。在面临内外多重不利因素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转型无疑已经到了关键时期，经济学家们也提醒短期内中国经济可能存在国际国内风险。

对外，天风证券特邀经济学家刘煜辉提醒，要防止美国在尾声阶段再实施出乎意料的暴力加息，促使美元继续创出新高，“这或将引至一个全球需求性的衰退，而且是链式危机的反应发生，让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条件非常严峻。”

对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明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最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需求不足，依然是现实经济增速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因此，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怎么让中国经济增速尽快回归到潜在增速上来。最重要的，还是要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余永定更是指出，如何在最大限度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同时最大限度减少防疫政策对于人们正常生活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

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一揽子稳增长手段，一些人担心货币政策“大满灌”。盛松成对此评价说，中国采取从供给端应对疫情冲击，通过保市场主体来稳就业、保民生，推动复工复产，对企业减税降费；同时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注重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比如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这为宏观调控留下了余地，明年可以继续实行相对边际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

在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期，我们靠什么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的声音似乎一直比较大。然而，疫情之下， 明显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疫情无法消费，由于收入降低，无法消费，由于收益预期不佳，老百姓不敢消费。

“发消费券是有好处的，对解决贫困和稳定社会有好处。但是难以作为一种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经济学家余永定坚持认为，还是要靠老办法——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上去了，农民工收入增长，一般百姓收入上去，可以带动经济增长”。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常常裹挟着地方政府债务过高的担忧。余永定说，“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价格暴跌、房企爆雷，地方政府债务恶化，金融机构债券违约上升等等问题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执行更为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与解决上述问题并无矛盾，中央政府扩大债务规模、银行扩表、降息，有利于减轻上述风险，而不是相反。”

对此，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解释道：在国外搞基建挣不了钱，所以拜登的基建计划很快不了了之。在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加土地财政是中国经营城市的成功模式，因为这把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和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统筹能力结合了起来。

他提出当前舆论对基础设施建设认识的担忧：“我们可能太多用西方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发展，把中国的一些成功模式认为是我们的风险点，比如现在讲到房地产，就觉得很坏；讲到融资平台，就说债务负担太高，总觉得要出事，所以人为控制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导致自废武功，这会引发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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