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月3日，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刊登了数十幅嘲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漫画。这是该杂志于去年12月发起的一项投稿活动，目的在于向伊朗“头巾事件”的抗议示威者表示支持。
《查理周刊》将这次漫画比赛描述为，“通过嘲笑这位来自另一个时代的宗教领袖，将其送回历史的垃圾箱，来支持那些为自由而战的伊朗人”。其挑选出的作品包括哈梅内伊被裸体女性用石头砸或挂在头发上等情景，另有一些漫画则出现了更为粗俗露骨的色情画面。
《查理周刊》于去年12月发布的作品征集推文
法国主流社会对伊斯兰文明持续发难
表面上看，这可以看作是《查理周刊》对那场悲剧的悼念。但实际上，这是法国多年来对伊斯兰文明持续发难的一个部分而已——相信大家没有忘记，《查理周刊》8年前曾因刊登取笑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遇恐怖袭击，造成12死11伤。如果说当下与过去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密集。
仅以这几个月为例。先是由当代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翁福雷（Michel Onfray）创办的《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出版特刊《西方的终结？》，发表了他与极右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对话。
在这场对话中，米歇尔·维勒贝克一再语出惊人：
“如果穆斯林控制一个区域，就会有袭击、枪击，（就会成为）未来的巴塔克兰剧院（注：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的主要发生地，89人在这场恐袭中死亡）。” “我相信，法国本土居民的愿望不是穆斯林同化，而是他们停止偷窃和攻击他们——简而言之，他们的暴力行为减少，他们尊重法律和人民。否则，另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他们走开。” 巴黎大清真寺的宗职人员对此这样反驳：他在申明“穆斯林并不是真正的法国人”。
不出意外，这场对话在法国成为“现象级”事件，被称为“维勒贝克事件”。主流媒体《焦点》杂志2023年新年第一期的封面就给了他，相关评论和分析更是多达14页。
米歇尔·维勒贝克，何许人也？
他曾在《查理周刊》恐袭发生当天出版了科幻小说《屈服》，预言2022年法国将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选出首位伊斯兰总统，在原来政教分离的法国引入伊斯兰教法，容许一夫多妻。
在出版前，他曾被各界出于政治正确严厉抨击，被指责是在用“极右惊吓故事”煽动伊斯兰恐惧症。然而恐怖袭击发生后，法国社会对这本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书迅速成为畅销书，五天就售出12万册，一个月内销量高达34.5万册，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同时名列畅销书榜首，也进入《纽约时报》2015年最值得推荐的100本书行列。
无独有偶，右派媒体《价值观》（Valeurs）杂志在年末最后一期刊登了对戴高乐总统生前各种议题的采访，并且在封面用了耸人听闻的标题：“戴高乐，被禁止的采访”。
历史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复活，而是因为现实需要。戴高乐总统对移民和种族问题的立场一直是极右用来攻击穆斯林的工具，用来证明自己排外立场的正确性。在回答法国是否变成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问题时，戴高乐这样回答：
“有黄种法国人、黑人法国人、棕色法国人，这很好，这显示法国对所有人种都是开放的，是一个普世之地。但条件是，他们只能是少数。我们毕竟是一个欧洲白种人、希腊拉丁文化和基督教的国家。”
当然这些并不是全部，就是以国际关系为主的杂志，也在同一时间以巧妙的方式介入这个议题。
比如《国际舞台》（Le spectacle du Monde）秋季刊发表了对新加坡学者马凯硕的专访，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被版面突出显示：
“我一再重申，欧洲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的坦克，而是非洲人口的爆炸。1950年，欧洲人口是非洲的两倍，现在正相反。到2100年，非洲人口将是欧洲的10倍。大量的非洲人继续进入欧洲……说主要威胁来自俄罗斯是愚蠢的。”
虽然这段话没有一个字提及穆斯林，甚至表面上是在为俄罗斯辩护，但众所周知，欧洲的主要穆斯林移民就来自北非，包括“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难民危机。由于谈论穆斯林和俄罗斯在当下的欧洲正统立场仍然是政治不正确，所以《国际舞台》这杂志就借马凯硕之口来表达。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2022年是法国总统大选年，排外、反移民的极右政党候选人勒庞女士不仅进入第二轮，而且获得超过41%的选票。这意味着她和她代表的政党已经完全正常化。2002年她的父亲勒庞先生进入第二轮时，曾激起全国的抗议示威游行，而且最终也仅仅获得不到18%的选票。不过二十年时间，法国的政治氛围已然出现了巨变。
分析到这，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查理周刊》这一期的漫画是法国部分精英界、特别是知识界对伊斯兰文明总体攻击的一部分，只不过漫画的传播力胜过文字，更引人注目罢了。
背后是对种族结构变化的恐忧
今天的法国可谓内忧外患：外有英国脱欧、持续不停的难民涌入、俄乌冲突、美国的保护主义、大国政治回归；内有一波接一波的疫情、高物价、能源短缺、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养老金赤字、日益崛起的民粹主义、传统政党在国会失去绝对多数地位。但穆斯林话题仍然成为法国精英界高度关注的议题，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根据法国人口普查，目前穆斯林人口已经超过10%，约700万左右。几十年来，新生男婴取名“穆罕默德”的例子呈指数级增长，其影响力已经达到中央层面的选举。2022年总统大选，得到70%穆斯林选民选票的极左翼候选人梅朗雄仅以1.2个百分点之差未能进入第二轮。可以推测，以目前人口变动的速度，五年之后的总统选举，穆斯林选票将决定谁能进入第二轮。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话语权的法国精英便以言论自由为幌子，对穆斯林展开激烈攻击。
这当然和言论自由无关。凡是对西方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查理周刊》长期多次刊登冒犯伊斯兰社会的漫画，西方一律以言论自由袒护之。可是该报前身《HARAKIRI》曾因1970年讽刺去世的戴高乐将军被禁，随后才改名《查理周刊》，而在1981年至1992年间周刊因讽刺名人被停刊——这个时候，《查理周刊》言论自由的权利哪去了？
必须承认，当8年前《查理周刊》悲剧发生时，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只是认为西方这样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无助于解决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相反会激化问题。因为不同的族群，其价值观和宗教信仰是不同的，如果用一个族群的标准去衡量另一个，其冲突不可避免。而所谓的新闻自由，不应该包括冒犯他人信仰的自由。
但随后多年的观察使我有了新的领悟：法国的精英界屡屡高举言论自由大旗，其目的并不是要化解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恰恰相反，就是要激化这种矛盾，如果引发穆斯林群体的激烈反应，正好可以利用之来影响民意和社会主流价值观，从而为解决日益严重的种族结构问题寻找出路。
还需指出的是，这种手法背后确实也有种族歧视的因素。比如俄乌冲突发生后，《查理周刊》也讽刺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但远没有对伊斯兰文明那么粗俗，更别说用低劣色情意味浓厚的方式了。这就如同二战中，英美漫画在攻击德国时，不管怎么夸张，都还把对方画成人；但在攻击日本时，却画成猴子。
其实如果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法国和西方曾以多种方式面对种族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政府层面，如法国和比利时立法禁止穆斯林妇女披戴传统罩袍，其理由是阻止对穆斯林妇女和女孩的压制。
民众层面则是极右分子的暴力行为。2011年震惊世人、造成上百人伤亡的挪威爆炸枪击案和乌托亚岛大屠杀，凶手白人布雷维克在网上发布的声明把矛头指向了“多元文化主义”和“推动伊斯兰化”。2019年3月发生在新西兰基督城光明清真寺和林伍德伊斯兰中心的枪击案，造成51人死亡，凶手自称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挪威和新西兰在西方向来以安全与和谐著称，但即使是这些地方，也都发生这样大规模的恐袭事件，由此可见危机之严重。
至于学者，除了《查理周刊》模式，也有以死为谏者。如2013年，极右历史学家温纳在游人如织的巴黎圣母院的圣殿前开枪自杀，以此来警醒西方文明面临的人口消亡以及被取代的危险。
这些极端的方式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西方现有的制度已经无力解决这个问题。未来看，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将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主线。各种非正常方式都会激烈上演，将会造成严重的人道后果，以及对全球秩序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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