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猫哥

来源| 大猫财经

良心这东西，真不是每个人都有。

一瓶13.17元的布洛芬混悬液，竟然被黄牛炒到了2500块的天价。更过分的是，这群人就聚在儿童医院门口，堂而皇之地威胁家里小孩发烧的家长们——现在不买是吧？晚上就给你涨到4000！

假如你要是不信邪，大可以去周边药店碰碰运气。

可甭管是北京、天津还是河北，大部分药店的退烧药库存都已经告急。不得已之下，好心的老板只能把退烧药拆成一粒一粒按人头配给，尽可能帮到更多的病号。

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抢药的人太多。

早在大部分人没有症状的初期，有些心思活络的人就开始动手了。那时候四类药品的购买限制刚刚放开，药店也没有限购的意思，所以给了有心人留出了扫货的时间窗口。

要是大城市的药抢光了咋办呢？别慌，这不是还有小县城么。

最近一段时间，某平台上就出现了一大堆附带教程的抢药攻略。由于信息传播滞后，很多地处偏远省份的小县城还没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加上人们又不喜欢囤药，所以退烧药还没被抢光。

这时候只要稍稍改一下平台定位，就可以把别人的“救命药”抢回家了。

具体的操作也不复杂，就是一边在外卖平台下单、一边找个快递小哥到指定位置，一边抢药、一边寄快递，动动手指就可以在家里等收货了。

当然了，就算你遇上一个正义感爆棚的骑手也没事。假如他拒绝抢药、寄药，你大可以用差评来威胁他、逼他就范，反正平台也不会偏袒骑手，最后受伤的一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劳动人民。

其实有囤药的想法很正常，毕竟这玩意感染后的症状很夸张。

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被大城市“抢光”退烧药的小县城会怎么样？

由于比不上交通物流发达的大城市、补货速度又慢，所以药店都不会一次性囤积大量应急药品，以免卖不出去浪费资源。可在大城市蔓延过来的抢购潮中，这点有限的库存很快就被消耗光了。

没有药就进货呗，但调配又需要时间。

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布洛芬生产国、产能占全球的1/3，但其中的大部分产能都要用于出口（2020年的比例是85%），所以在未来的一个月内，退烧药的供需缺口都将继续存在。

于是就在这个尴尬的时间节点，很多地方的卫生所就开始承压。

比如在某中部人口大省的部分镇里，有些老人就遇到了买不到药的窘境。一开始的时候，老人只是把发烧当普通感冒来治。刚好最近又在降温，所以就像平常一样喝了热水、在家休养。

可等到了第二天，老人的高烧没退不说、连嗅觉和味觉也开始不对劲。好不容易被老伴送到了镇上的卫生所，结果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了。

虽然大城市的年轻人都知道要戴N95口罩、生了病要自我隔离，但在很多相对偏远的地方，发烧去卫生所输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防护又做不到位、病毒很容易进一步传播。

更让人担心的，是一个月后的春运。

这几年很多人都响应了号召就地过年，所以在放开后普遍都有回家的计划。可现在又没有落地核酸之类的限制，所以等大量外出务工的人员回家之后，乡村恐怕会迎来真正的大规模爆发。

就目前而言，农村面临的压力是相当大的。

虽然在一些政策推动下，乡镇卫生院的条件不断“达标”、床位数也从2015年的119.61万张逐渐增加到了2019年的136.99万张。

但从2015-2019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数量却是在逐渐下降的；而没有了栖身的卫生院和卫生所，医生和护士的数量自然而然会随之萎缩，并迎来人才的进一步断层。

等到了2019年，村卫生室的数量已经从2015年的64.1万下降到了61.6万。这对拥有将近5亿常住人口、1.21亿老人的农村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振奋的好消息。

就拿媒体报道过的那个镇子来说吧，当地常住人口一共有7.3万人，但镇中心的卫生院却只有18个执业医师、20个护理人员，以及99张开放床位。

听起来是不是很夸张？可这就算不错的了。因为单从人员编制和床位规模上来看，这个镇级医院已经能跟一般的二级医院相媲美了，放在平常真的够用了。

可面对着传播性极其夸张的奥密克戎，这依然显得有点捉襟见肘。先不说呼吸机、ICU这种烧钱的东西，假如真把床位都给发烧病人留下了，那些更重的、需要手术和住院的其他病人势必会受影响。

如果是条件更差的地方呢？

比如在湘中某县级市下辖的一个有5万常住人口的镇上，几乎全部的卫生医疗工作都由镇卫生院和散落在各村的十几个乡卫生点负责。

猜猜他们一共有多少可堪一用的医护人员？刨去行政、后勤人员，整个镇里一共只有8个医生和15个护士，平常要下村上户、现在还要负责防控，实在是压力山大。

更麻烦的是，现在留守农村的大多是年龄较大的老人和年龄较小的儿童。小孩子抵抗力就不多说了，老人中有基础病的比例也不低，物资匮乏、体质较差，抗风险能力是相当低的。

如果这时候再不做好针对性的准备工作，等到新一轮冲击来临的时候，后果恐怕会相当严重。

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级医疗。

上世纪六十年代，卫生部门曾发过一个关于农村医疗现状报告：1965年，国内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高级医务人员只有10%在农村，而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更是只占去了25%。

当时上面给的批示十分严厉，直言：“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自然要做出改变。

于是在当时的政策引导下，咱们开始将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农村。比如要求城市医疗卫生部门定期下乡巡回，还开始培训大量赤脚医生，建立起了“预防为主”的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

最夸张的时候，国内有102万乡村医生。别看他们学历不高，但最起码解决了乡村医疗从无到有的问题，也在老百姓的配合下消灭了不少传染病，起到了真正积极的作用。

对现在的农村来说，需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

因此在前段时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也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其中就提到了各级卫生机构的协同配合。

怎么加强协同配合呢？那就是让轻症有药买、重症有床位，如果不能先分流、再处理，就连医疗资源充足的北京都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挤兑”，更何况资源匮乏的农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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