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乡调研,农村老人怎样挺过第一轮感染高峰?

热点资讯2023-01-11 08:38:07智慧百科

我们回乡调研,农村老人怎样挺过第一轮感染高峰?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海娟、夏柱智】

据媒体报道,2022年12月以来,各地经历了新冠感染高峰,近日,多地发布最新研判,已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发热门诊持续下降。

2023年元旦,我们回老家关注了一下农村疫情防控情况。这是距离省会武汉约150公里的农村,农民普遍外出打工,村里主要留下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而我们的了解结果,与上述研判基本一致,此外我们也获得了一些与大众想象可能不那么一样的认知。

农村度过了疫情高峰期

我们实地采访了附近4个村的乡村医生,发现疫情集中暴发的时间是在12月中旬,和省会城市武汉时间差不多,到12月月底,疫情高峰已经过了,村卫生室已回归正常状态。也因此,他们有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

疫情高峰是村医依据输液打针状况来估计的。正常状况下,张村卫生室吸引的患者比较多,一般每天打针不超过10个人,但在疫情进入高峰的12月17日,当天一共有173个人打针(并不全是张村本村人),为此村医请了1个人帮忙照料。而我们访问的另外3个村医报告说,最高峰的那一周,每天有50~60人打针(村医估计一个村大约有300人打针,占常住人口的1/5左右)。


村民在村卫生室输液(作者供图,下同)

打针的高峰从12月14日左右开始,持续了一周多。2023年1月5日,我们看到还有村民来打针,打针人数已恢复到平时数量。按照村医们的估计,95%的农民都感染了新冠病毒,也已基本恢复,我们元旦回到家乡,没有看到卫生室繁忙的景象。

据4个村医报告,村庄最近20天去世的人分别是0人(张村,1800人)、0人(坪村,1700人),2人(周村,1500人)、4人(军村,1400人)。其中,死亡人员绝大多数是有基础病的老人,大家将其作为“自然死亡”看待,和新冠病毒感染关系不大,也没有人测过抗原或核酸。全镇目前报告了一例不到40岁的年轻人去世的情况,原因是尿毒症,这是该乡镇最近20天去世的唯一年轻人。但是从医疗的角度,村医并不认为这是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村民们更不会如此认定。

村医还报告说,从村庄转诊的重症病人不多,一个村就那么几个。如果引发的基础病并不严重,村医就把病人转诊到乡镇卫生院和县市医院,也是打针,不过那里很拥挤,没有床位、没有人照料,县医院也劝大家回到村里治疗。比如我的邻居,80岁了,有肺气肿,到市里医院拍片,双肺已经感染。市医院认为住院和在村都是打针,让她回村里治疗,医生上门服务。

问到“农村是否有普遍的恐慌心理?”村医报告说,“放开之前怕,开放之后不怕。”理由是:在放开之后,很快就达到疫情高峰,也没有引发严重的后果,因此村民们也就很快没有了恐慌心理,回归到正常生活。

周村的老年人活动中心曾经由于疫情关了好几个月,元旦期间又重新开放了。老人们表示,“大家都已经感染了,也都已经恢复了,没有必要再害怕了,可以继续正常地生活了。”周村还开始了夜晚的广场舞、舞狮舞龙训练,为春节期间的节庆活动做准备。疫情过后,大家也终于可以过一个团聚的春节了。


大家开始为春节期间的节庆活动做准备

疫情防控,村医扛起了重担

村医是国家医疗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最后一公里”。在家乡的农村,村村都有“村医”,村医使用国家建设的卫生医疗室或自家房屋,为本村及附近村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可以说,这次农村疫情防控,村医承担了主要的角色,为保障农村基本不缺药、农村不慌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村医是非常稳定的职业,也是令人尊敬的职业。我们访问的村医都是“夫妻档”,一般是村医问诊、开处方,其爱人负责配药、打针、护理等(也接受过基本的医疗卫生培训,具有相关资质)。

一个村庄的村医能够获得大约10-20万元收入,其中从国家获得的公卫服务、基药等补贴有2万元左右,可见村医大多数收入是个体经营所得。村医多接诊病人,就可以多获得收入,因此有很大的动力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

但是,村医并不是完全为了收入才为农民提供服务的。长期在村的村医形成了一种责任感,他和这些农民是熟人、是亲戚朋友,从职业角度,他有照料这些留守人口健康的责任。也因此,相比于村干部,村医更能够得到农民的尊敬。

应对集中暴发的新冠病毒感染,群众相信村医,而村医也有能力应对。高峰期那几天,由于打针的农民太多了,村医非常劳累,不过即使自己也感染了,也在支撑,为群众提供服务。比如我们采访到的张村明医生,感染之后,睡了一晚上,服用了一副中药,第二天继续正常工作。她的爱人感染后发烧,忙了一天后晚上自己给自己打针,第二天照常工作。

村医在输液打针过程中,主要使用三类药物:一是抗病毒的,二是抗感染(炎症)的,三是加强营养的,都是平时最常用的。病人的打针天数不一,根据症状轻重判断,有的人一两天,也有人打了一星期。

农村打针的比例高,一是因为这已成为一种治疗习惯,比如发烧了,村医认为病情比较严重,需要打针;二是很多村民主动要求打针,他们认为吃药的速度太慢了,打针好得快。在这次疫情传播过程中,打针后治愈效果良好,减少了重症、死亡情况的出现,降低了疫情对农村弱势老人群体的冲击。

经过和村医们的交流,我们认为,相对于城市大医院,村医在应对农村新冠疫情时有几大优势:

一是村医能及时便捷地为村民提供服务。

治疗新冠病毒感染需要及时,对有基础病的、体弱的老人尤其如此。村卫生室距离村民住宅不远,村医和村民很熟悉,都有联系电话,是典型的“社区家庭医生”。即使是最忙的高峰期,需要打针的村民也能较快地打上针,不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

二是村医可以免费上门提供服务。

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如果确实需要打针治疗,村医会上门服务。疫情高峰期时,村医的精力相对有限,而在非高峰期,村医上门服务是常态。

而且,村医上门服务并不收取额外的费用。换言之,上门服务既是一种习惯,也受村医和病人之间长期联系形成的“情感”所驱动。在一些家庭,村医上门服务老人,甚至比后者的子女更勤快。


采访的村医之一

三是村医的诊疗费用便宜很多。

村卫生室治病没有大医院那么多流程,也没有昂贵的药品,基本都是平价的普通药物,治疗感冒发烧等病症的药物是标准化的。这是国家的要求,也是由农民收入所决定,昂贵的诊疗难以被农民所接受。在村卫生室,平时一针20-30元(针水比较多的要50-60元),和大医院输液价格相比非常亲民。

四是能掌握病人病情及其家庭状况。

村医们长期扎根村庄,很少流动。他们在平时治病过程中和群众打交道,比不少村干部还要了解农民基础病及家庭状况,能够准确地评估病毒感染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并进行及时干预。

在城市,因为医生对病人病情相对不熟悉,需要先进行各类检查,输液打针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估。而在农村,村医一眼就能看出病情进展程度,并迅速判断是否需要打针以及时遏制病情。

五是村医可以提供情感关怀。

相对于村干部和农民,村医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熟悉亲密的。无论是在卫生室打针,还是在家里打针,老人可以和村医聊聊天,排解生活苦恼。有的老人打针治病费用较高,村医也会安慰道:“你先来打针,费用不用你现付,过年你儿子会给的。”帮降低老人的心理负担。

有人担心村庄缺药的问题。调查显示,家乡的农村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困难。确实很多村民(特别是老人)没有储备药物,病发后到卫生室接受治疗,村医会为其提供药物。除了西药,有部分村医会使用中药。如果打针用药不够,村医会根据自己的判断,优先给病情重的农民打针,让轻症患者回家吃药。讲究病情轻重,照顾弱势群体,这符合农村伦理,避免了医疗挤兑。

在平时,村医购药有两种基本渠道:

一是基本药物,这是集中配送到卫生室的。但疫情高峰期,治疗头疼发烧的基本药物供给不足。

二是市场药物,根据自己的需求及人脉关系,从医药公司进药。在疫情高峰期之前,有的村医日常储备了不少药物。疫情高峰期,医药公司没有时间送药,村医要开车去抢药、运药,但价格也不会比基本药物高,有的药物甚至比政府分配的还要便宜,农民能够接受。

老人去世,大家平常心对待

疫情期间,农村老人的“超额”死亡率有一定的增加。疫情高峰期,每个村的死亡人数存在较大的差异,上文已经提及。

但从我们的观察及和村医、部分老人的交流来看,大家心态总体比较平静,能够坦然接受。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方面,村民认识到这个病毒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死亡的基本上都是有基础病的老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安全的。

这和国家宣传是一致的。在防疫政策放开以前,村民对新冠感染尚未形成科学的认识,有点恐慌。疫情来了以后,大家发现新冠感染也不过如此。正如一个村民所说:“新冠感染对小孩和年轻人的影响不大,这最好,没有基础病的人也死不了,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我们访问过很多家庭,小孩子都是恢复最快的,快的一天,慢则两三天,几乎没有打针治疗的。当地的中学九年级12月21日就恢复了线下上课(和武汉不同),学生发烧了就回家吃药休息,好了就来上课,不需要核酸检测。

另一方面,村民将老人死亡作为自然死亡看待。村医、农村老人总是提醒我们,“每年冬天最冷的那一个月,都是农村(有基础病的)老人死亡高峰期,这和病毒没有关系。”

没有人清楚,也不关心近期村庄中的老人去世是否因新冠感染导致,老人去世后的仪式和平时也并无不同,白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同样挤在一起吃酒席。村医和政府也不专门统计新冠感染死亡人数,如果要确诊新冠死亡,特别复杂、麻烦,基层也基本没有那个能力。


“白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即便是老人的亲属,在老人生病的过程中,他们也差不多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平时,农村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生病后一般也不进行精心治疗,认为“该走了”。新冠感染没有改变农民日常的医疗行为。在大家的观念中,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将高龄老人送到医院治疗的意义不大。

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说:“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够生活自理,子女都希望他活到100岁,如果不能生活自理,老人自己都讨嫌自己。”“这个病对老人是顺腿路。”

可以说,农民面对死亡的态度,可能没一般舆论想象的那么消极,这是疫情没有产生心理冲击的观念基础。

农村疫情防控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农村疫情快速达峰并没有对村庄秩序产生很大冲击。至少在我们家乡这样的农村,已经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第一轮疫情高峰。

不过,农村疫情防控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大部分农民依靠村医就可以应对新冠感染,但一些特殊群体的需求超出了村医的服务范围,需要各方面主动关心,乡村组织、县市医院、老人子女等各个主体应该有针对性地发挥作用,补上防疫短板。

具体说来,第一,农村老人医疗卫生观念跟不上,需要加强农村健康公共服务的宣传。

新冠感染是集中暴发的,村医只能保证给农民打针、提供基本药物,其他的公共服务很难兼顾。城市以年轻人为主,可以利用网络,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对农民尤其是老人而言,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存在很多困难。

部分农民还没有全程接种完新冠疫苗,村干部催促其接种也没有用,原来为完成打疫苗的指标任务,村干部负责接送并给小礼物,现在没有这种服务了。而且有的老人没有意识到打疫苗的重要性。

另外,农民普遍不清楚新冠感染的居家治疗方式、病后注意事项,以及基础病的预防方式等。有些人就是在平时,也不完全按照处方、医嘱吃药。按要求,一些病人病情较重,每天都要来打针。但不少病人病情稍好转就不来了,病情恶化了再来看看。有一个老人打5针,花费了10天时间,时来时不来。

这些都是农民缺乏疾病治疗知识的体现。完全依靠村医力量,很难为农民提供疫情防控知识、健全的公共服务等。这个时候乡村基层组织和老人的子女就应该参与其中。

第二,要高度关注留守独居老人的照料问题,发挥农村互助养老组织的作用。

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超过了20%,农村老年人口中超过80岁的也在日益增加。和六、七十岁的老人不同,高龄老人多患基础病,有的行动不便,对现代通讯方式并不擅长。

一个80岁的女性老人,其老伴8年前走了,她一个人生活,两个儿子都在打工,媳妇在县城照料孩子,平时很少回家。新冠感染高峰时,她一个人扛了过去,感到不适,没有找村医,也没有打电话告诉子女。这样的独居老人一旦病重,就可能发生悲剧,需要乡村基层组织多加关心。

在全国农村调查,我们就发现有的独居老人因为无人照顾吃不上饭,极端的案例是独居老人因为患病疼痛难忍,选择了自杀。他们是弱势老人中的弱势老人,需要重点帮助。

结语

在党的二十大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背景下,如何以疫情防控为契机,促进基层政府、村级组织,最大程度掌握村庄留守独居老人情况,建立村庄互助养老组织、老年人协会,定期探视这些老人的状况,解决他们的特殊困难(比如说定期检查他们对外求助的通讯方式),这些问题非常重要,也非常契合当下农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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