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彼得•达顿当选澳大利亚自由党新党魁，接替输掉大选后宣布辞去自由党党魁的莫里森。自由党沦为在野党，在莫里森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长的达顿却借机在党内“上位”。

作为臭名昭著的对华鹰派，达顿在当选党魁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对中国发出叫嚣。据澳大利亚天空新闻报道，达顿在发布会上重申他对中国的“担忧”，并称他致力于让阿尔巴内塞政府为在这个问题上的“糟糕政策”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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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顿宣称中国是“有生之年我们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并称他将支持新政府“有助于保卫我们国家的政策……以及其他有助于保障我们安全的政策”。他还意有所指地挑拨道：“我不希望干涉我们的选举结果，我不希望大学校园受到威胁。”

这名反华政客还倒打一耙，推卸搞砸对华关系的责任。他声称：“我希望我们与中国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我希望它（关系）恢复，但那是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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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里森政府时期，达顿多次因其激烈的对华言论引发争议，连澳大利亚国内许多人也指责他的言行过于偏激。天空新闻的报道称，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达顿因其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和有关太平洋战争的言论而受到抨击。去年，达顿曾声称，如果美国卷入台海战争，澳大利亚不派兵将是“不可思议的”。

今年4月，达顿在一次演讲中渲染澳大利亚现在面临的形势就像二战爆发前一样“可怕”，并鼓动澳大利亚人应该“为战争做好准备”。这番煽动性言论受到工党和西澳州州长麦高文的抨击。

当地时间3月30日，彼得·达顿当选自由党党魁，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图自澳媒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份曾针对达顿的叫嚣回应表示，澳方个别政客关于通过发表抹黑中国、鼓吹战争的疯狂言论来谋取政治私利。对这种卑劣做法，中国人民看得很清楚，国际社会也看得很清楚。

在5月30日的发布会上，有人问达顿是否会缓和他的论调。对此，达顿宣称不会从之前的言论上“退缩”。看来，这名顽固的反华政客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延伸阅读：

和前任形成鲜明对比！澳大利亚新总理回避直接说中国

在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内塞就职一周后，澳大利亚天空电视台29日播出他接受该台记者吉尔伯特的专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澳政府网站公布的采访实录，虽然主持人频频提及中国，但阿尔巴内塞在回答涉华问题时，几乎没有直接提及“中国”，而是反复强调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国家和盟友的接触与合作。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2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尽管阿尔巴内塞依然强调把澳美关系视为外交基石，但他回避对中国进行明确表态，通过这点我们似乎看到一种新的外交风格。

阿尔巴内塞 资料图

据天空电视台29日报道，专访一开始，吉尔伯特就提到澳外交部长黄英贤出访斐济，并就此询问阿尔巴内塞对在太平洋地区遏制中国日益扩张影响力是否持乐观态度。对此，阿尔巴内塞表示，他领导的工党在竞选期间提出包括防务合作、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积极的太平洋外交策略，澳政府也将增加与太平洋岛国之间的交流等。阿尔巴内塞将这一系列举措总结为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地区的“重新接触”，他称已获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们“非常正面”的回应，并称之为重新参与地区外交活动的“积极起点”。

吉尔伯特随后提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在对华政策演讲中将中国描述为严重的长期战略威胁，但同时表示美国希望避免冲突和冷战。当被问及是否认同布林肯这一评价时，阿尔巴内塞称：“澳大利亚与盟友美国几乎步调一致。”他表示，他在布林肯今年访澳期间与其有过交流，并在赴日本参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峰会时与美国总统拜登等美方政要会面，“他们谈论没有灾难的竞争。我们需要承认在这一地区存在战略竞争，而且我们需要以成熟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承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符合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鼓吹灾难。”

布林肯 资料图

阿尔巴内塞表示，这也是澳政府需要与太平洋岛国伙伴直接接触，以及与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和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其他伙伴接触的原因之一。阿尔巴内塞还在访谈中批评上届政府的自满，让他们在太平洋地区“丢了球”。

中国澳大利亚问题专家陈弘29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澳新任总理阿尔巴内塞与前任总理莫里森形成鲜明对比。莫里森在类似场合会将中国视为一个天然的敌人，因此会按照美方的语调对中国进行定性，而阿尔巴内塞对于类似问题，没有直接说明中国是竞争对手或者敌人。陈弘认为，究其原因，这是因为阿尔巴内塞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还正在形成之中。毕竟他刚上任，竞选期间选民的呼声主要还是在物价、通胀等国内话题上。陈弘提及，阿尔巴内塞之前就抨击过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觉得没必要将中国置于敌人的位置。这些虽不能说明他转向亲华，但其语调以及采访中避免直接将中国视为批评对象，就与前任有显著区别。

莫里森 资料图

“中国是阿尔巴内塞上任第一周首要议程。”澳大利亚《时代报》29日以此为题发表社论称，阿尔巴内塞上任第一周就不得不面对“澳中持续动荡的关系”。澳政府外交策略在第一周已清晰地展现出来，即通过“重建”和强化与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关系，遏制中国在上述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文章称，澳向太平洋岛国伸出援手值得称赞，但必须努力与中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即使后者实施贸易制裁，但仍是澳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文章提到，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澳大选后向阿尔巴内塞发送贺电，结束了中澳两年多来在政治层面的外交冷冻状态。阿尔巴内塞或许正在正确地花时间对此做出回应，与中国维系关系是他面临的“最大外交挑战”，过早采取错误行动可能产生“长期后果”。文章称，中国是澳地缘政治邻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通过与中国建立更深入的联系，澳能在经济和文化上受益颇多，因此，在对华关系上找到平衡对确保自身繁荣和安全大有裨益。

英国《每日邮报》28日称，自阿尔巴内塞当选总理后，澳中解冻迹象让澳葡萄酒等行业产生“谨慎的乐观情绪”。报道援引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劳伦森的话说，澳中关系中的任何改善可能都处于“婴儿阶段”，更为现实的最佳情况是逐渐发出双向的外交信号并建立信心，令双边关系随着时间推移得以改善。

澳大利亚前情报机构负责人：我们批评中国的调门太高了

综合英国《卫报》、《澳大利亚人报》消息，当地时间5月25日，澳大利亚前情报机构负责人邓肯·刘易斯在一段播客节目上表示，莫里森政府在公开批评中国时“发出了超出我们应有的声音”，而考虑到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更好的做法应该是“温言在口，大棒在手”。

刘易斯表示，澳大利亚一直处于批评中国的前线位置，但如果能“退到更靠后一点的位置”就更好了。同时，澳大利亚也需要增加国防开支以获得一些“速战速决”的成果，以确保不会耗尽“战略准备时间”。

此外，刘易斯还抨击了莫里森政府在与法国“潜艇合同之争”中的表现，认为该决策不仅破坏了与法国的外交关系，还因此浪费了5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262.6亿元）的前期投入成本。

英国《卫报》报道截图

公开资料显示，刘易斯是澳大利亚陆军少将，先后担任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澳大利亚驻比利时、卢森堡、欧盟和北约大使，以及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ASIO）安全总干事，后于2019年9月退休。

2021年6月，刘易斯开始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今年5月25日，该学院发布了一段刘易斯与该学院院长罗丽·梅德卡尔夫讨论澳大利亚政府更迭的潜在政策影响的播客节目。

据报道，在谈及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时，刘易斯引述了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的一句名言——“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故而致远”，并认为这才是对待中国更合适的状态。

刘易斯认为，莫里森政府在公开批评澳大利亚一直处于批评中国的前线位置，但“发出了超出我们应有的声音”。

“我担心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不该那么过火。”刘易斯说，“在批评中国时，我们一直处于前线，但最好的其实是退到更靠后一点的位置。”

提及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一事时，刘易斯对新一届政府在印太地区的未来表现持乐观态度，认为新总理阿尔巴内塞和澳大利亚工党能够改变与区域国家政府讨论的 “基调和色彩”。

“如果你要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就未来开始有意义的对话，这需要在一些信任和一些善意的基础上进行——不要反其道行之。”刘易斯称，“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刚刚发生的政府更迭可能会让更好、更自由、更畅通的讨论得以进行。”

邓肯·刘易斯 图源：英国《卫报》

此外，刘易斯还抨击了莫里森政府在与法国“潜艇合同之争”中的表现，认为该决策不仅破坏了与法国的外交关系，还因此浪费了55亿澳元的前期投入成本。

“让我们把这称之为一个错误——为一艘既没有开发也没有交付的潜艇向法国支付了55亿澳元。”刘易斯说，”两国关系迟早会恢复，但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需要为此努力。”

去年9月15日，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美国总统拜登、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线上会议，提出要组成新的印太安全联盟“AUKUS”，以便进一步共享防务能力，其中包括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攻击潜艇。

随后，澳大利亚宣布取消从法国采购常规潜艇的一份价值900亿澳元的订单，令法国蒙受损失。彭博社指出，澳方的这一“巨大转折”直接引起了“国家之间的裂痕”。

今年4月，澳大利亚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披露，尽管这份潜艇合同在开工前就被撕毁，但澳大利亚已在这份合同上耗费了55亿澳元。

对此，莫里森一度“嘴硬”称，即便遭受了这些损失，这也是“为澳大利亚做出的正确决定”。

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 图源：彭博社

在这段播客节目中，刘易斯还对澳大利亚未来的国防发展提出了建议，认为新政府将需要向选民说明，为何需要将国防开支提高到GDP的3%以上，以支付“AUKUS”中的核潜艇费用。

刘易斯称，如果国家认为占国内生产总值2-3%的国防开支可以换取核潜艇和其他重要国防能力，那就是在 “自欺欺人”，因为这笔开支非常巨大。

同时，刘易斯认为，澳大利亚也需要在国防上获得一些“速战速决”的成果，以确保不会耗尽“战略准备时间”。

“新政府需要很认真地说服社会大众，以能够在国防上增加更多开支，因为在我们还有巨大外债的情况下，在国防上增加开支显然会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