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李子建 编辑丨费知
哈欠连天，莫名心慌，从脚底到头部，感觉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如毒瘾发作般，浑身难受。戒烟第一天，李军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感觉自己要完蛋了。”
戒烟之前，李军一天至少抽两盒烟。他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睁开眼睛，而是闭着眼在床头柜摸索。找到烟盒，抽出一根，打火机“啪”的一声点燃，再吸上一口，一种如被轻微电击的舒适感，从脚底到头部蔓延来开，才会觉得新的一天开始了。
当一天工作结束，回到家里，李军做的最后一件事，也一定是抽一根烟。只有抽完那根烟，才会觉得这一天结束了。
而烟抽没了、打火机打不着火，这两件事会让李军异常紧张。因此他在办公室、自驾车、卧室、客厅等处，随时都摆放着香烟与打火机。超过一个小时不抽烟，李军就会感觉缺了点什么，没有精神，身上会发痒，浑身难受，“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香烟具有强依赖性、高成瘾性。”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梁丽荣向记者表示，李军产生的浑身难受、身上发痒等症状，是一种正常的戒断反应。部分就诊患者有时会有更严重的戒断反应，比如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层面的影响。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烟草依赖作为一种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ICD-10），并被视为致命非传染性疾病。梁丽荣表示，许多烟民认为的“吸烟成瘾不是病”是一种误解，“烟民并没有理解成瘾性吸烟是患病的本质，导致对吸烟的认知和采用的戒烟方法不正确。”
目前据估计，中国烟民超过3亿，烟草依赖患者总数过亿。但调查显示，不足三成吸烟者曾在过去半年内计划戒烟，其中真正采取行动的只有19%。如果没有专业医生的帮助，靠意志力戒烟的成功率往往不到5%。
每年5月31日为世界无烟日，去年的主题为“承诺戒烟”，今年则为“烟草威胁我们的环境”。世卫组织指出，烟草不仅危害健康，还浪费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因此呼吁“为了你的健康和地球的健康，戒烟吧。”
〓 世卫组织在网站中呼吁，为了你的健康和地球的健康戒烟
眼睛和抽烟，你选一个
李军46岁，抽烟24年之久。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就看到爷爷、父亲每天口吐烟雾，他不知道长辈们在做什么，好奇地问起来，爷爷会笑着和他说，这是在抽烟，能解除忧愁，这是李军对抽烟最早的记忆。
李军22岁那年，正值大学四年级，即将毕业的时候，室友都在为走出校门后去做什么而伤神。那时晚上卧谈会，几个室友对即将到来的离别忧伤，一个室友给了李军一支烟，李军没有拒绝。当时他还有些苦闷和迷茫，第一次抽烟解闷，没想到一抽就是24年。
参加工作后，李军和其他同学一样，尝试着融入社会。他做销售业务的时候，总会买一盒好烟放在兜里，到其他公司开展工作，一盒香烟打开，往往能迅速拉近人与人间的距离。与人让烟交际的同时，李军也陪着抽，久而久之，抽烟成为生活、工作自然而然的反应，谈工作、用餐、无聊了，都会点燃香烟。从一天三根、五根烟，很快发展到一天一盒、两盒。
李军单身时，没有人管他抽烟，后来谈恋爱时，女友曾经委婉地劝过，但李军没当回事。直到两人成家，准备要孩子，妻子坚决要求李军戒烟后，他才第一次认真考虑戒烟。他向妻子保证，会考虑戒烟。
第一天戒烟，仅仅过去1小时，李军就感觉做什么事都没有精神，他忍不住点燃一根香烟，精神立即来了。
抽完一根烟，李军又有些自责，认为自己没有遵守诺言。他想试一试自己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不抽烟，结果发现自己的极限，只有5小时左右。5小时后，他浑身难受，“感觉百爪挠心，什么事都做不了”。李军无法忍受，他的第一次戒烟，连24小时都没能坚持便告终。
〓 戒烟斑马线是一种直观的街上戒烟宣传（受访者供图）
烟戒不了，妻子那边无法交待。李军的一个朋友，告诉他一个解决方式：当着妻子的面坚决不抽烟，但下班回家前，先抽上半盒，把烟瘾过足，然后买包口香糖除味，回到家里则不再抽一根。
李军照做，但很快5个小时的极限到了，差不多是凌晨时分，妻子早睡熟了，李军偷偷跑到阳台上，打开窗户，抽一根烟解解瘾。不抽那根烟，他睡不着觉。就这样直至妻子怀孕产子，李军一直没被发现偷偷抽烟。
生下儿子后，李军不再躲着妻子抽烟了。随着儿子渐渐长大，妻子认为当着孩子的面抽烟不好，多次要他戒烟，李军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又拿出妻子怀孕时的办法，偷偷在外面抽。妻子劝了几次，李军不听，她也很无奈，直至孩子长大上初中了，李军还是没能戒烟。
戒烟的契机，来自于45岁时的一场疾病。因眼睛看不清楚，他去医院检查时，确诊为白内障，需要做手术治疗。医生术前询问时，得知李军是烟民，建议他为术后更好地恢复，2个月内尽量不要抽烟，以免抽烟时产生的烟雾刺激眼睛。
“你不想要眼睛了，你就接着抽烟。”妻子的态度、医生的建议，让李军下决心戒烟，“当时家里还有三盒烟，就想抽完了再戒。”
三盒烟，摆在了李军的面前。他打开烟盒，取出一根香烟，打火机点燃，一根接一根抽，一直抽到口中发苦。三盒烟半天的时间就抽完了，李军抽完最后一根烟，将打火机丢进了垃圾桶里。
眼部手术当天，李军还有点想抽烟，但为了自己的眼睛，他决定忍住。到下午，他开始哈欠连天，莫名心慌，感觉从脚底到头部，都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爬，“非常痒，浑身难受，翻来覆去，感觉自己要完蛋了。”
李军控制不住自己，他想抽烟。妻子问他：“眼睛，与抽烟，你选一个。”李军左思右想，还是选了眼睛。但戒烟后的难受劲儿，让他难以忍受，他在网络上搜索如何戒烟，买了各种戒烟产品，毫无效果。直到他向一位朋友倾诉时，对方说：“你自己干戒，戒不了，那就去找医生吧。”
“你都戒不了，你让我戒？”
梁丽荣有8年为患者提供戒烟诊疗的经验。她接待的患者，很多都和李军一样，在凭个人意志力“干戒”失败后，才来到戒烟门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梁丽荣所在的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开设于1996年，是国内第一家戒烟门诊，每年都有上千名烟民来此求助。患者以中青年男性居多。其中，中年人戒烟的原因主要是患有其他疾病，相关医生劝说其戒烟，而年轻人戒烟则多与备孕有关。
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在烟盒上均有标识，但许多烟民会漠视。梁丽荣介绍，抽烟的行为在很多人看来是享受，且香烟较易获得，抽烟本身会带来社交满足，在烟民看来具有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烟民理智地认识到抽烟行为对健康的伤害，是很难的事情。”
北京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周务在采访中亦认为，老百姓对戒烟的认知并不高，很多人不认为吸烟是不良行为。他认为，这和戒烟宣传力度有限有关：很多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并不清楚吸烟对健康的伤害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如不了解吸烟会导致中风、阳痿等疾病，“戒烟的行为没有形成社会共识，烟民没有主动戒烟意愿。”
曾有调查指出，28%的中国吸烟者过去6个月内曾计划戒烟，但其中真正采取行动的只有19%。多位戒烟门诊的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专业医生的帮助，自我戒烟（凭意志力“干戒”）的成功率极低，约为3%-5%。
〓 部分线上戒烟平台
陈强是某企业管理层成员，事业有成、家庭和睦，为许多人所羡慕。他因工作原因，经常参加商务应酬，彼此让烟、抽烟被当作社交行为。陈强虽也清楚，吸烟会影响健康，他多次戒烟，但坚持时间最久的一次仅为3天，戒断反应让他无法忍受，又复吸，戒烟一直没有成功。
决定前往医院戒烟的契机，是陈强偶然发现，自己在初中读书的儿子也有抽烟行为。陈强非常生气，一时失去理智，动手将儿子打了一顿。妻子问他为什么打儿子，他的回答是，自己知道烟草的危害，但一直戒不了，不想再看到儿子受抽烟的苦。
儿子口头上答应戒烟，实际上还是偷偷地抽。陈强发现后，父子两人为此多次争吵。陈强劝儿子不要像他一样，儿子却说：“你都戒不了，你让我戒？”儿子的话，让陈强心痛，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戒烟了，否则儿子也会看不起自己。
另一位戒烟者张涛，是某高校大一学生。他在初、高中时期并没有学会抽烟，考入大学后，繁重的学业消失了，突然轻松下来后，张涛在室友的影响下，开始学会了抽烟。
张涛所在的大学倡导无烟校园建设。有一次，他在学校操场上抽烟时，被老师看到了，对方直接告诉张涛，抽烟的行为不好，对身体有害，他人被迫抽二手烟也受到影响。
其他抽烟的同学笑一笑，和老师应付几句，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但张涛脸皮薄，自尊心极强，老师的话，他听进去了。但戒烟开始后，戒断反应让他痛苦，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心情烦躁，学习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出现抑郁症状。
张涛的父母发现儿子情绪不稳定后，立即带他前往医院精神科。医生详细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后，认为张涛并无心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出现抑郁症状，是戒断香烟的反应，建议他去戒烟门诊治疗。
殊途同归。李军、陈强父子、张涛等人，因各种原因来到了戒烟门诊，在医生的帮助下开始了戒烟。
梁丽荣称，有明确戒烟意愿的患者，医生沟通效果极佳。患者需先对戒烟有初步认知，意识到烟草依赖是疾病的一种。因部分患者对使用药物戒烟有顾虑，医生根据不同的患者症状，提供多种戒烟方法，制定戒烟计划，“在医生的帮助下，戒烟成功率高达50%以上（不包括复吸人群）。”
在戒烟门诊就医后，李军、陈强父子、张涛等均成功戒烟。李军戒烟后，身体状态相比抽烟前健康许多，他如今对吸烟的欲望趋于平淡，“戒烟没有想的那么困难，你需要做的就是下定决心。”
戒烟难，难戒烟
中国烟民超过3亿，其中烟草依赖的患者人数据估过亿。但相比数量庞大的烟民群体，在戒烟门诊就诊者少之又少。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全国各省戒烟门诊首诊患者不足2.5万人。一些戒烟门诊一年的就诊量甚至不足200例，不得不将戒烟门诊关闭。
医生刘巧所在的戒烟门诊，每周三、五的上午会为烟民提供就诊服务。她经常在门诊室坐一上午，才来一个患者，有时甚至一个患者也没有。她透露，戒烟门诊是根据相关领导要求建设的，但建成后几乎没有宣传，每周两天派呼吸科的两名医生坐诊，仅此而已。
刘巧坦言，很多医院戒烟门诊的开设，是一阵风的建设。无论是从医生个人发展还是医院的角度，戒烟门诊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前途，一些城市的戒烟门诊无奈被关是必然的事情。
戒烟门诊正常运营需要成本，但往往投入许多，产出甚少。一方面，没有多少患者的现实，导致就诊量极低。另一方面，患者来了，一些戒烟门诊却没有药物可以使用。这看似不可思议，但却在某些二三线城市的戒烟门诊里真实发生。
究其原因，或与戒烟药物未被纳入医保有关。
据了解，戒烟一个疗程所需药费约1500元，需患者自费支付。自费药进入药房，戒烟患者少，药过期了，也卖不出去，医院方面慢慢不再进药，导致二三线城市戒烟门诊无法开出药物。没有药，患者更不来了，患者减少，医生坐在门诊无所事事，恶性循环，最终关闭戒烟门诊。
去年5月，北京控烟协会曾公开呼吁，将戒烟纳入医保，并探索门诊费用跨省结算。但如今一年过去，现实依旧。
刘巧所在的戒烟门诊，被医院作为公益宣传形象推广。不同于其他科室发多少论文、服务多少病人、承担什么样的课题等考核标准，在戒烟门诊工作做得再好，也不纳入考核范围，这意味着无论医生做什么，对职业发展都不会有帮助，医生缺乏动力。
公立医院的戒烟门诊没药，没医生，没患者，不得不关闭或处于半瘫痪状态，民间戒烟公益推广同样艰难。刘峰有20年抽烟经历，戒烟前每天抽一至两盒烟。他自2017年8月开始，进行免费的戒烟公益活动，但参与并成功戒烟的人并不多，这令他时有挫败感。
当时，刘峰居住地的社区居委会举办了一个微公益活动，鼓励社区成员参与公益活动。刘峰便向居委会提出，可不可以做戒烟的公益活动，这一提议得到了居委会的支持，后者资助他4500元经费，作为一年活动的支持。这也是刘峰从事戒烟公益以来得到的唯一资助，钱花完后，再做活动便是刘峰自己支付了。
〓 刘峰参加的一些戒烟公益活动（受访者供图）
社区资助的这笔钱，被刘峰用来制作展架、宣传台，印刷戒烟宣传单、戒烟手册，制作条幅、戒烟斑马线，购买一些减害产品（如烟嘴等），及支付举办活动时工作人员的报酬等。
刘峰等人拿着宣传单，在社区各处发放，邀请有意戒烟者听取戒烟公益讲座。为吸引人来，会发放烟嘴等小礼品。刘峰在台上讲解吸烟的危害，如何戒烟等知识，但他发现，前来听的人不少，听完后，领上一个烟嘴就走了，真正下决心戒烟的人并不多。
朋友们看到刘峰在休息日忙碌，却没收到很好的效果，对他从事戒烟公益并不支持。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去挣钱，在事业上有发展，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刘峰坦言，很多人认为做戒烟公益活动，没有收益，甚至是多此一举，没有什么意义。
刘峰接触的烟民中，也有许多人认为抽烟很爽，他们不想戒烟，认为抽烟是一种个人选择。还有一些烟民参加戒烟活动后，虽然支持刘峰的行动，但溯及自身，仍认为现在没必要戒烟，以后再说。自己一个人从事戒烟公益活动推广的五年来，有上述想法的烟民不胜枚举，凡此种种，让刘峰颇感无奈。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刘峰开始在网络上推广戒烟公益活动。他将一些戒烟知识相关的视频、帖子上传到网络，有人看到后会留言或转发，支持他的戒烟公益。刘峰说：“这对我个人是一种鼓励，我认为总会有一天，戒烟的人会越来越多。只不过，戒烟公益需要长期地去做。”
戒烟服务的路，应该怎么走？梁丽荣将工作中的一些思考，写入了给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建议书中，她的部分建议，后被采纳进《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包括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建立健全首诊询问吸烟史制度，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提供戒烟咨询服务，二级及以上医院应当提供简短戒烟干预服务，鼓励将戒烟服务融入慢病管理等。
梁丽荣表示，发展戒烟服务技能和体系是可行的。此外，还可运用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做戒烟训练营等活动，“提供线上社群戒烟指导，每周做直播，请专家为戒烟者从不同角度讲解戒烟方法，帮助他们成功戒烟。”
（应受访者要求，陈强、李军、张涛、刘巧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