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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60s要点速读：
1、如果2022年6月份疫情全面控制住，那么本月将会是一个投资加速、消费急剧反弹的过程，从目前来看，特别是从各个地方所公布的稳经济一揽子举措的实施细则来看，我们认为今年6月份的反弹可能比2020年5月、6月还要猛。预计今年6月份经济增速能够达到5%左右，二季度经济增长预计会在0.5%左右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个水平，一季度4.8%，二季度0.5%，这意味着上半年在3%左右的水平。要完成5%以上的全年增长目标，下半年增长速度就要达到7-8%。
2、中国家庭各种收入依然是依存于就业的。在这次疫情救助中，保主体，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工保产，保证工人不被解雇，同时鼓励雇佣工人：一是要保持小企业的生存；二是保证就业；三是鼓励进行扩岗。
3、总体而言，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依然是高于越南和印度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这几年在各种因素打击下，外资在中国还逆市上涨。
正文：
5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民间称“十万人大会”）上，对当前形势做出了非常科学的研判。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台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同时召开下沉到基层的动员大会？很重要的一点，当前是整个经济的关键时期，而这个关键时期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第一，内外部环境大幅度超预期的变化，直接导致原来所面临的三大下行压力不仅没有止住，反而出现加速下滑的态势，从而导致今年全年的经济目标难以完成。第二，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经济体一旦按照3月份、4月份，乃至5月上旬的一种下滑趋势，可能会承受巨大的损失，会导致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急剧恶化。
目前是稳经济的窗口期，要在防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同时，全面复工复产，刺激经济，使经济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上面，在一个平稳的区间里运行，避免出现停摆的现象。因此，在目前这个时点上出台这样一个政策和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简单来讲，必须保证全年经济工作会议的目标的实现，特别在二季度要实现正增长，失业率要下降。要达到这样一个区间性的目标，必须要有特殊的政策，我们就会看到要复工复产，打通抗疫所产生的各种国民经济循环的断点、堵点的政策，同时要有大剂量的疫情救助和经济的推动力。
从政策建议的角度，目前很重要的一点依然是抗疫。因为抗疫胜利是整个经济复苏的前提，只要疫情不结束，经济要想真正的完全常态化是很难的。因此，抗疫依然是大量工作展开的前提。
第二，在疫情冲击下，对受到强烈冲击的市场主体的一种疫情救助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只有保证市场主体的存在，才能保证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人民信心的恢复。
第三，在抗疫的同时，要使复工复产经济循环尽可能地向常态化状态进行恢复，经济循环要防止它停摆。
第四，通过一揽子的政策加大整个供求两端的刺激。需求端要有扩需求的一系列的举措，供给端要有一系列的减成本的手段。两端进行使经济循环朝全面复苏的方向来进展。
这几个环节，是有先后顺序，有轻重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政策中也有先后顺序。因为有些政策是短期能够见效的，但是在中期可能是难以持续的。有一些政策在中期可以持续，但是短期的效果并不是很好。比如，一些大型工程在“十四五”期要进行布局，这个布局不是一期两期，一年两年就完成的。要按照这些大型工程的客观规律进行实施，而不能简单的按照疫情救助的节奏来进行实施，所以它应该是一个中期布局的概念。但是对于短期来讲，首先复工复产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些特困人群和中小微的补贴性政策，保障他们最起码的需求，这些政策是立竿见影的。但有一些消费政策，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对于一些大型的耐用商品的刺激，短期可能很难见效果，但中期效果就会很不错。
再比如我们在稳外贸上，现在稳外贸不是简单的进行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对于出口进口的供应链和物流链的恢复是关键。因为大量的港口商品积压很厉害，比如同2020年3月份参数相比，一个最大变化是什么？港口外贸货物运输量。这是4月份、5月份外贸出现大幅下滑的很重要的原因。因此，稳外贸很重要的要在物流链，在货运和港口运输方面要打通各种断点堵点，这可能是经济恢复的一个关键点。
因此，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但需要对目前短期工作和中期工作要分步骤、分区域、分行业、分主体进行研判。针对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要安排不同的政策工具，使一揽子方案有一个搭配关系，有一个实施的路径。
消费无疑是各种增长的最后的落脚点，一个国家增长的质量取决于消费质量，也服务于消费质量。因此，这些年来，中国经济面临了一个结症性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核心问题在于消费不足，而不是投资不足。大家一定要看到，投资这种内需扩张的本质特性是在当期是需求，但是形成固定资产之后就演变成供给。从宏观动态平衡的角度来讲，如果过度依存于投资来进行扩内需，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出口，一定会演变为一种消费不足的经济病。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从凯恩斯主义的框架来看，消费不足表明一个经济体的内生扭曲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中国的分配制度存在很多问题，而分配制度又体现在整个生产体系、生产关系上。
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重投资，不重消费？原因不仅仅在于投资是一个立竿见影的参数，更重要的是投资有抓手。在过去工业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很擅长于抓投资，它有一整套的体系和利益链条。但是消费却没有抓手。为什么没有抓手？一是消费支出如果一旦通过分配体系来进行扩大，它是一个棘轮效应（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因此，很多政府实际上是害怕今年发了（消费补贴），明年怎么办？二是扩大消费（发放消费补贴）可能引起另外的一些不公平的问题。在不同区域、不同产业产生的不公平的问题可能带来的比消费不足的问题还要麻烦。
另外，政府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消费补贴？是用消费券发，还是用现金发？用消费券发就会发现它可能产生一个消费替代的作用，人们把钱存起来了，发现金也会发现这个问题。比如在美国最近就发现，美国私人帐户在过去两年增加了2万美金。美国人在疫情期间消费没有下降，但最近发现消费下降得很厉害。很多人在思考跨期协调也有很多问题。当然，还有政绩工程的问题。我们会发现，重投资，不重消费和我们的制度有很深的关联。
对于二季度的增长，我们按照国民经济核算数来进行对应。特别是把3月份、4月份、5月份的参数进行比对，比如从工业增加值，从服务业的生产指数下降的状况来看，4月份的参数很可能对应的是在-3%左右的水平，5月份上旬比4月份还要糟糕。但是，从5月5日之后，大家统一共识、统一行动，抓紧各种疫情防控，5月中下旬取得了明显的一些好转。因为这些数字还没有出来，我们估计和三四月相比，五月可能在-2%左右的水平。
关键在于6月份，这是一个未知数。6月份的反弹速度到底有多大？可以比对，2020年一季度经济增长-6.8%，二季度达到3点多，反弹力度达到9个百分点。目前一揽子举措应当说优于2020年的措施，但有一些部分我们没有发行特别国债，2020年的专项债是3.75万亿，今年是3.65万亿，今年专项债的力度要小，同时降息的幅度也比2020年要小。
如果2022年6月份疫情全面控制住，那么6月将会是一个投资加速、消费急剧反弹的过程。我们现在可能还不能够完全预测反弹的速度能否达到5%左右。如果说能够达到5%，我们就能大致平衡二季度经济增长，使其不为负。这就完成了二季度经济稳增、失业率不能持续上涨的阶段新目标。从目前的判断来看，特别是从各个地方所公布的稳经济一揽子举措的实施细则来看，我们认为今年6月份的反弹可能比2020年5月份、6月份的反弹还要猛。原因是各级政府必须要完成任务。第二我们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知道复工复产的症结在哪里，这是我们宝贵的经验。
所以，预计今年6月份经济增速能够达到5%左右。因此，二季度经济增长预计会在0.5%左右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个水平，一季度4.8%，二季度0.5%，这意味着上半年在3%左右的水平。要完成5%以上的全年增长目标，下半年增长速度就要达到7-8%。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揽子方案，以及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政基础对于三季度、四季度各种一揽子政策的持续支撑的能力，这里面可能会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冲击，但从二季度来讲，我们应当是能够有一个相对乐观的预期的。
关于如何缓解就业压力，首先消费的确是经济的一个核心变量，同时，房地产是整个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稳房地产、稳消费对于整个经济的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但这里面就产生了在过去研究里所产生的悖论。这个悖论是什么？房地产行业繁荣的时候，居民负债率往往大幅上扬，从而导致居民的消费被挤出。最明显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里，住房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中大幅度上涨了1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居民负债率从原来只有百分之十几，现在已经上涨到50%多，接近60%。如果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做分母来衡量负债率，那么已经从20%上涨到100%多。
如何稳定中国经济房地产的作用，需要发挥一些技巧。当下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轨要发挥作用，一方面市场轨要适度放开，在坚持“房住不炒”的情况下，各个地方因城施政地全面放松对房地产的管控，包括三条红线，包括贷款集中度的管理等等要适当放开，更重要的是居民的房贷利率要放开。但这种举措是否足够在今年弥补经济的下滑？我觉得很难，这里更重要的一个举措，是政府在保障型住房上要发力，通过政府轨给广大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给农民工提供廉价租房，来保证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反弹。
第二，通过给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供应，启动他们住房类的消费，比如装修消费，按照市民的方式进行生活的消费。他们的生活模式会发生很多的变化。这种杠杆性的促消费政策，一是民生工程，二是扩投资的方案，三是也是促消费的一个方案。因此，现在，对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很重要。
关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十四五”规划里做了很好的一些规划。今年能不能够大规模地提前进行布局，同时借鉴2015年利用开发银行的贷款和相应的基金来力推目前保障性住房建设，有效的解决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不足的问题的经验？现在可能要想一些特别的招，一些促投资、促消费、保民生、促进社会安全网、稳定网，一箭几雕的招。保障性住房工程的确要做，并且它的效果立竿见影。低收入阶层的老百姓，接近3亿的农民工会喜笑颜开，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虽然国家债务率会有所高启，但是这种债务率的高启对经济质量的改善，对老百姓心态的改善，彰显社会主义特性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情。
谈到就业，实际上和消费又有关系。为什么要保市场主体，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消费，保社会稳定，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逻辑。我们是通过直补消费者来保消费，还是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从而使就业人员的消费不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如果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通过传统的失业救助体系或者疫情期间的特别救助体系，能不能使这些家庭进入一个常态化的消费？显然不可能。
中国的家庭的各种收入依然是依存于就业的。因此，这个逻辑在中国来讲，从过去几年的救助来看，它是有效的，通过保企业来保就业。在这次疫情救助中，保主体，很重要的一个是保工保产，保证工人不被解雇，同时鼓励雇佣工人。大家看到在上海的方案里，稳岗有稳岗补贴，扩岗有扩岗补贴。一是要保持小企业的生存；二是保证就业；三是鼓励进行扩岗。我们可能要把中国的逻辑，或者说政府的逻辑要给老百姓说透。当然这里面很重要又产生了一点分歧，是不是通过大型基建项目就能保主体？实际上，必须要通过对中小企业、对服务业、对疫情冲击极其严重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大规模救助，而这种救助不仅仅是减税退税降费，更重要的是给这些企业直接的疫情补贴，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保岗、扩岗效应。
当然就业形势很严峻，我们所在的高校在国内来讲都是就业最好的几所高校，目前来看总体状况还不错。但从全国来看，就业压力的确很大。我们知道的数据是什么？第一，今年毕业的大学生1076万。第二，今年高中毕业生还有1193万人。第三，中职毕业生500多万人。第四，过去几年还积攒了几千万的返乡农民工没有出来。因此，就业压力为什么这么重？为什么总理把保就业这个问题放在各种工作的首要位置上？原因是就业压力的确前所未有。
非常之时，必须要有非常之举。今年会看到，第一个要求各种事业单位、国企要扩岗，要逆市扩岗。这种扩岗就是最大的一种积极救助，实际上就是一种补贴。第二个高校可能进一步要提高招生的比重，要扩大比重。因此，为了提高就业率，现在很多的学校想了很多办法。第一，双学位、专业学位进行扩招。一个中等学校本来一年毕业一两千人，扩招一百个，就业率马上就提升了几个点。第二，一些研究型大学，可以为很多考研出国的学生提供科研岗，让他在这一年里有基本的就业和收入，但同时又不妨碍他考研、出国或者明年再就业，把这一年缓过去。一些规模大的学校能提供差不多两三百个科研岗，这也是中国制度很重要的一个长项——举国一盘棋。大家都响应中国的号召，用一种非常的手段来渡过难关。
在基层做一些事情之后，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强大的力量。刚才我讲的六月份的反弹，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猛一点点，就业的状况可能比大家预期要好得多。当然这里面很重要的效应是就业压力向后进行平摊了，一是延迟就业，二是把明后年的一些岗位在今年进行提前支出。我们救助政策里也是很多政策往前在今年用，把节奏往前提，就业方面也是在往前提的。
这里面我们就会考虑一个问题，目前应急的力度和各个层级的响应力度应该是足够的。但是，政策往前提，工具往上提，那中期的支撑力呢？所以，在短期里要有一个大推动效应，使中国国民经济循环在这一把能够真正地到一个新轨道、新水平上来。这时候可能产生一个积极的乘数效应加速效应，可能能够解决未来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点。
今年3月、4月，中国进口数据的下降，引发了很多人对于越南、印度经济复苏之后对我国产业链替代的这种担心。当然，如果从短期数据来看，这种担心的确值得高度关注。特别是目前产业链世界性重构，尤其是美国以民族外交联盟和产业链联盟施行遏制中国战略。这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如果拉长历史来看，就会看到2008年、2009年，特别是2009年的时候，当时讲中国产业会出现大规模的飘移。中国成本的快速上升会导致越南和印度以及墨西哥等地方替代中国的产业。但是从2009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这种故事并没有发生，中国在整个世界的份额，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是，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成本必须是上涨的。因为中国成本，特别是人工成本和租金成本的上涨，是中国增长的一种效果，也是人民福利提升的一个结果。如果成本增长很多，工资不上涨，那就麻烦了，我们就白增长了。因此，成本上涨是必然的故事。但是，如果生产力、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大幅度提升，整个单位产品成本并不会上扬。中国会不会被其他国家进行全面替代？如果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看，不是取决于中国成本的上涨，而是取决于中国的创新水平。在创新过程中，中国的一些产业出现溢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只要基本盘能够守住，中国依然处于亚洲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和关键地位，我们依然能够保证中国的大国地位。
最近有一个研究，在中国进行投资的收益率与印度、越南的比较。最后得出结果，总体而言，中国的投资收益率依然是高于越南和印度的。这解释为什么这几年，在各种因素打击下，外资在中国还逆市上涨。投资收益率很关键。第二个原因是风险可控性，风险可控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链风险可控性；二是非经济因素的可控性。中国对产业链的可控性在全面加强。但是由于大国博弈、地缘政治的恶化带来的对非经济性因素的可控性，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实际上，这是要高度重视的。但是，在一些非经济领域出现的风险，是不是必须要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对冲呢？很难。一些非经济性的地缘政治因素，可能还得需要非经济手段来进行对冲。当然，经济基本盘能够坚持，我们也能相对稳住。因此，现在讲的这样一些脱钩，在某种格局上会有趋势性的一种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深度有多少，实际上是值得我们更进一步去深度研究和研判的。目前，依据三月份、四月份的数据来得出这样一些悲观的结论，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整理自刘元春于2022年5月31日在“经济下行压力大，当前如何稳增长、提信心？”上的发言，未经本人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