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低、成本低的后备箱摆摊在疫情之后掀起一阵热潮，它被不同的人赋予不同的意义——是赚外快的副业，是娱乐的方式，是创业的过渡，是引流的形式。摆摊半个月，提拉米苏从两盘卖到六盘，00后何琴尝到了甜头，她想继续干，但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对挣扎在失业中的前火锅店老板晓萌来说，后备箱摆摊更像是一阵风，“做不长久”。

疫情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个体经济的韧性，它又像筛子，很多人因社交网络上的月入上万的帖子和极具烟火气的后备箱照片而匆匆上路摆摊，又因为失望大于期望而匆匆收摊退场。对大部分人来说，后备箱只是暂时的过渡，而非最后的归宿。

文 | 卢妍

编辑 | 赵磊

运营 | 栗子

“说干就干”

夜幕降临，西安市“最具文艺感的街道”体育馆东路两旁，即使不是停车位的区域也停满了车。晚上八点左右，车主们开始忙碌起来，每辆车挂起五颜六色的LED灯，车旁摆上立式菜单荧光板，首尾相接，连成一条“后备箱集市”，映亮了半边天空。

在这些车里，不到两平方米的后备箱被塞得满满当当，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味道，音乐声夹杂着吆喝声，有人卖饮品，有人卖烧烤，还有人卖服装饰品。

24岁的哓萌也是其中的一员。四月初，她和一位朋友开始在体育馆东路摆摊卖柠檬茶，整个准备过程非常简单，她在网上购置了柠檬片、100个塑料杯、500张贴纸、一个28升的冰桶和两个10升的奶茶桶，还有一些装饰灯，开着车就上路了，启动成本不到一千元，“卖茶饮挺简单的，只需要提前把茶底和柠檬片准备好冲泡一下就行了”。

在她看来，后备箱摆摊讲究的是氛围感，她的车缠绕了好几圈闪着黄光的串灯，车窗上还挂了一条写着“把爱留在西安市”的白布，柠檬茶装在能发光的杯子里，定价18-22元，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拍照打卡。摆摊第一天，她准备的30杯柠檬茶，两小时不到就卖光了，赚了500多块。

成本低、来钱快的后备箱摆摊让许多人“说干就干”了。除了下雨，00后何琴每天都会开着父亲的车出去摆摊，她在成都的一所大学修读摄影专业。因为疫情，大四下学期她一直没能从老家济南回学校，即将毕业的她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社交平台上后备箱摆摊月入上万的新闻让她看到了一丝希望，“就想找点事做，每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她和一位学过烘焙的同学一拍即合，两人计划在后备箱卖提拉米苏。

▲ 搜索“摆摊日记“，收藏量从几千到上万不等。图 / 小红书

刚开始，何琴只是抱着“赚一天是一天”的想法，第一天她和朋友在自家小区门口摆摊，只准备了两盘提拉米苏，除了挂着一个写有“提拉米苏”的横幅，车内没有多余的装饰。何琴没想到，源源不断的顾客驻足在这辆略显简陋的小车旁，一个半小时后，定价26元的提拉米苏就被抢光了。她尝到了甜头，才打算认真干了。

蛋糕的订单量不断增多，她的顾客群成员数字也不断上涨至500人满员。有时候还会有人提前在线上预定，从最开始的两盘卖到六盘，只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何琴的父母去年退休，平时也会帮她配送线上预定的蛋糕，她的姐姐则会和她一起摆摊售卖。原本在她看来“只是玩玩”的尝试，变成了全家人参与的“事业”。

后备箱摆摊的地点通常是流动的，多在人流量大的商场、小区门口或者公园内，这些地方的进出口是摊主们虎视眈眈的“黄金位置”，有的城市会做大规模核酸检测，做核酸的地点也是摆摊的好地方。

为了找到合适的位置，何琴经常会和姐姐一起到不同的地方踩点，有时候去得晚了，连个普通的停车位都找不到。晓萌就吃过这个亏，有一次她晚上七点才出门，到了场地才发现道路两旁早就挤满了车，花了两个小时准备的材料又颠簸了四五公里后才成功出摊。之后每次摆摊前，她都会找朋友提前四个小时去体育馆东路占位子，位置一旦占好，她就开始准备制作柠檬茶的材料。

城管则是“黄金位置定理”的破坏者，也是摊主们找位置时尽力躲避的对象，用晓萌的话，“每一次摆摊都是一场游击战”。大多数摊主在与城管的较量中也不断总结经验，逐渐熟悉他们的上下班时间。

十次摆摊，何琴有八次都能遇上城管，“我们小区楼下的城管平时六点就下班了，商圈的城管会晚些，基本在七八点。有的地方城管比较严，可能十点还在那守着”。遇到城管后，她有两套解决方案，要么立马关掉后备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城管离开后再重新售卖，要么乖乖地把车先开走，在周边绕个几圈再回来。如果都不行，就只能再换地方，“一共也就两三个小时的黄金时段，如果一直跟城管耗着，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最倒霉的时候，何琴曾在一天之内连续换了四个地方，一打开后备箱就有城管让她们离开，跑了二十公里才落脚。当天剩下十几块提拉米苏没卖出去，她只好送给身边的朋友。

▲ 图 / 酒吧老板正在摊位拌凉皮 来源新京报

随着后备箱摆摊热度不断上涨，许多摊主也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何琴被拉入了一个叫做“济南打工人”的群聊，经常会有人在群里通气，哪里有城管不能摆了，哪里适合摆。

后备箱摆摊也不仅仅是体力活。在晓萌看来，之所以自己能卖得这么好，一方面是车辆集聚带来的客群，另一方面是社交媒体带来的流量。

很多摊主会在摊位前架一个三脚架，从打开后备箱准备摆摊到收摊回家，都会全程直播。期间他们会与观众们互动聊天，接着加联系方式，进入顾客群，拉新水到渠成。有些则会拍摄一些小视频，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写摆摊日记，分享摆摊经验，如摆摊准备的材料、摆摊的地点等，很多人都会在底下评论“可以线上预定吗”“明天在哪里摆，我也想买”。

万物皆可后备箱。在部分城市不能堂食的政策限制下，实体店主们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在昆明开甜品店的阿雅，在自己的摩托车后面安装了一个30厘米高、拥有两层抽屉的铁皮箱，卖手工生牛乳酸奶。还有人另辟蹊径，开起了“自行车上的咖啡馆”。

总得找个赚钱的门路

摆摊的营生并不新鲜，只是在持久的治理下，流动摊位越来越少。在疫情中，许多人原本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被打乱，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把车开到街上开始摆摊，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加上社交媒体的发酵，后备箱摆摊这件事成了潮流，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在精致的后备箱下，掩盖着摊主们无奈的现实生活。有人是实体店老板，带着三五员工出来摆摊，想拯救不景气的生意；有人白天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晚上则成了搞副业赚钱的摊主；有人是刚毕业或正在上学的大学生，将摆摊当锻炼或者找不到工作的过渡；有人因疫情失业，想通过摆摊白手起家。

晓萌摆摊也是出于无奈。去年，她在西安小南门附近经营着一家200平方米的火锅店，由于疫情反反复复，她的店也经常关停，最长的时候关了一个星期，员工的工资和房租照花，入不敷出的状况让她焦头烂额，没开半年，她就将店面低价转让，亏了60万。

接着她便尝试找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化妆品销售员，底薪1500元，提成得靠自己拉客。没干两天，晓萌就觉得干不下去了，“因为疫情，商场人太少了，没有客源，挣的还没花的多”。她又接连找了几份其他的工作，从化妆品销售员到女主播，再到医美销售，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四月初，她辞掉足浴城前台的工作，意识到自己彻底失业了。

因为疫情，很多城市取消了聚集性活动，禁止了堂食，对于餐饮业的实体店主来说，后备箱摆摊无疑成为了一根救命稻草。石雯在苏州市吴中区经营一家奶茶店，疫情之前每天能卖200单。2月中旬，当地疫情变化，每天能否正常开业都不确定，即使开业了，顾客也无法堂食，订单量急速下降，每天最多只有50单。

▲一名外卖骑手从商家处取餐。图片来源网络

她的丈夫在工地做包工头，受疫情影响，工地的施工也暂停了，有一批农民工还被困在老家，人手不够。每个月，他们家需要缴纳74000元的工地厂房房租和2000多元的房贷。去年八月份，两人生下二胎，各类支出压得这对90后夫妻喘不过气。

总得想想办法吧。石雯偶然发现，有人在丈夫工作的厂区门口摆地摊卖饮料，上下班的时间，总会有很多人在这里买水。她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奶茶店也搬进了后备箱，奶茶定价在15-20元左右，比店里贵两三块。摆摊的第一天，生意好得出乎她的意料，准备了30杯一个小时就卖完了，到了第三天，她准备了40杯，车前甚至出现了“网红级”茶饮品牌才有的拥堵排队。

支付到账的声音激励着石雯风雨无阻地出摊，生意也越来越好，一起似乎都在步入正轨。5月7日，30度的气温透出苏州的夏日气息，湿热的空气钻进人们的皮肤。下午五点，石雯扎起一个高马尾，将刘海夹至脑后，将20升的冰块桶、冰水桶、红茶桶和其它物料依次摆入后备箱内，一切准备就绪。到了厂房门口，刚准备下车，就被眼前闪着红蓝光的执法车辆给“吓懵了”——城管正在驱赶和她一样在此摆摊的车主。

等了两个小时，城管还没走，可是东西都准备好了，“再等五分钟”的侥幸心理下，一等就等到了晚上十点，城管还在，她只好认栽，家里还有小孩需要照顾。

回到家后，已是晚上十一点，将两个孩子哄睡后，丈夫给饥肠辘辘的她煮了一碗泡面，还没来得及吃，石雯又急忙开车上路，因为有人在摆摊群里发了一个晚上人多的摆摊地点。此时出摊，迎接的是和白天截然不同的客群，一大批沉浸在夜生活当中的年轻人聚集在后备箱摊外，当天石雯忙到了凌晨一点半，几乎卖完了40杯，回家后倒头便睡。

之后她就开始半夜出摊，丈夫怕她吃不消，劝她不要再继续做了。跟不上的体力也一度让石雯想过放弃，但是她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她没读过大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经济压力之下，摆摊带来的小小的收入反馈，是很鼓舞人心的”。通过后备箱，她每天能赚200-300元，虽然比开店少得多，但总比没有好。

谈到后备箱摆摊的契机，闫国强的东北口音中乐观诙谐的语调消失不见。他原本在天津的一条商业街拥有80平米的服装店，卖潮牌服装，女朋友则在隔壁开美甲店，刚开始每天都很忙。疫情暴发后，线下客流量越来越少，“大街上出门的人都没见几个”。

最后，花了40万投资的商铺转手了，他还负债30万。迷茫了一阵子，他终于决定开车出来摆摊，“刚开始会觉得没面子”，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债要还，穷得只剩下一台车了”。就这样，他开始在后备箱卖泡面，在灶台前从下午四点站到凌晨一点。

▲ 图 / 餐饮外卖摊 来源网络

权宜之计

店面倒闭和找工作的经历给晓萌留下了阴影，她不敢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疫情中继续投资，但是一直待业在家也不是办法。有一次偶然路过一个后备箱摊位，卖提拉米苏，25元一块，价格比实体店都贵，但车外排了四五十个人，一个女人在包装，一个男人则负责收钱，两人忙得头都没抬起过。人散去后，晓萌和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一天的流水能有上万吧？”对方只是笑笑，没有否认。这抹意味深长的微笑激发了晓萌分一杯羹的兴趣。

但当晓萌真正开始摆摊，才发现钱并没有那么好赚。有一次，她只卖了78元，加上油费和不能过夜的原材料，她还亏了。

灵活自由是后备箱摆摊的优势，也是劣势，这意味着每天摆摊的地点和持续时间都是不确定的，有些机构虽然会开设专门的“后备箱集市”，但往往依附于节假日的大型活动，并不长久。遇到综合执法后，重新收拾辛苦准备好的物料，再次寻找落脚点，消磨了大多数人的热情。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的“摆摊日记”往往在一个星期内就停更了。

月入上万的摊主也有，但只是少数人。天气好坏、有无城管都需要考虑，连满天飞的柳絮也让无数卖食品的摊主头疼。很多人因社交网络上的帖子而匆匆上路摆摊，又因为失望大于期望而匆匆收摊退场。

体育馆东路的后备箱集市被带火后，生意的确越来越好，但是水泄不通的马路也惹来了附近居民的投诉。五月中旬开始，晓萌每天只能夜里十一点出摊。她性格大大咧咧，总爱在话说完后发出几声轻笑，但是对于未来，她却看得很通透，“如果说是纯粹想玩，想赶时髦，后备箱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想挣钱的话，这个东西绝对不是第一选择”。她只是把摆摊当作自己暂时失业的过渡。

“摆摊就是玩玩”，石雯对此感触很深。换了地方之后，她仿佛闯入了另一个世界。深夜十一点，成群的帅气小伙和漂亮妹妹聚集于此，坐在车外的小板凳上喝酒聊天。各种石雯没见过的豪车如法拉利、保时捷、劳斯莱斯也都挂上了摆摊的横幅，形成一道新奇的景观，每辆车外都架着几台手机搞直播，摊主大部分时间在和人聊天，“大家好像不是来摆摊，而是来玩的”。

▲ 商场里的餐饮商家摊位

对于大连的小K来说，后备箱摆摊只是为自己的实体店引流。她原本在大连的一家婚纱店当婚礼策划师，去年5月份，由于疫情，当地限制聚集活动，客户不断改期或取消订单，还流失了一批国外的顾客，每个月的工资从一万以上降至7000元，慢慢又降到5000元。去年11月，她选择了辞职。没有工作，她不想闲着，又不能没有钱花，她开始通过后备箱卖甜品，“大家都后备箱摆摊，我也后备箱吧”。但她并不指望后备箱摆摊能给她带来多大收益，她一边摆摊，一边筹备开实体店。

在此之前，她并未专门学过甜品的制作，主要是在网上找教程跟着学，但是这并不影响她的生意，两小时能卖30份，一天的流水在500元左右。但相比摆摊，她更青睐于实体店，在她看来，后者的发挥空间更大，外卖和团购都可以做，而前者的客户都是不稳定的，“顾客找你都很困难，因为毕竟你要躲嘛，顾客总不能追着你的车跑”。

更重要的是，大众对后备箱卖货的信任度也比实体店少了一大截，产品是否安全？食品是否过关？是否有相应的食品经营许可、卫生许可？各种怀疑的声音决定了后备箱经济只能是权宜之计。目前，她的实体店正在装修，待疫情好转，她将从摊主转换为店主。

石雯也很清楚，又累又让人提心吊胆的后备箱摆摊并不是长久之计。每天从晚上十一点忙到凌晨，赚的钱有限不说，身体也吃不消，“还是希望找一个安稳点的事做吧”，现在她只希望疫情能早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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