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以色列裔经济学家、美国布朗大学教授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是“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的创始人，被外界视为有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统一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几个方面，一，将整个人类历史统一起来，从而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提供解释，而不仅是为某个阶段的发展提供解释；二，强调人口规模、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之间相互作用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性，为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转型提供更好的微观基础。【1】 那么，统一增长理论能否用来解释中国的高速发展，能否回应当今世界的经济现象？借奥戴德·盖勒教授的著作《人类之旅》中文本出版之际，观察者网邀请盖勒教授分享他对当下现状及发展趋势的见解。
【采访/观察者网 刘倩藜，整理/观察者网 孙甜甜、刘啸云】
观察者网：教授您好，在正式提问前，我想聊一聊您个人的经历。您目前供职于布朗大学，是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我们通过公开资料了解到您曾在耶路撒冷求学，能说说这段经历吗？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
奥戴德·盖勒：我在耶路撒冷出生、长大，并在希伯来大学度过我的大学时光。后来我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博士生涯。我在美国与希伯来大学之间“辗转”多次，可以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生活状态有点“分裂”。
我认为，我们对今天的许多认知都建立在看似遥远的过去之上，宗教、种族、冲突与繁荣对我们影响至深。必须承认的是，把握真实的历史素材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的发展进程。
耶路撒冷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历史感”，任何时候回到这座城市，你都会捕捉到历史的痕迹与细节，那些遗留下来的问题持续地影响着现在，因此以色列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色列形塑了我的世界观，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些年我逐渐发展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者，我关注经济增长、宏观历史、文化演变和动态系统数学等领域，这些领域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的研究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初始条件、历史条件如何影响个人和社会的进化。
我写了很多论文，这些论文主要讨论初始条件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个人会产生何种长期影响。我把自己对历史悠长阴影的兴趣与动态系统数学的热情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建立模型来观测初始条件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社会系统的平衡。
观察者网：作为经济学家，您的研究超越了单一的研究领域，从跨学科的视角为我们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思考的蓝本。您在著作中提出一个观点：推动经济从停滞到增长的内在因素，会带来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试图分析其现象背后的原因和驱动力，您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中国的发展情况？
奥戴德·盖勒：当我思考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时，我认为“统一增长理论”很好地捕捉到了中国过去几千年发展进程中的细节。公元5世纪至15世纪，中国拥有领先于全世界的先进技术，这种领先优势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工业革命开始后，是欧洲而非中国更早地步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在一定时期内落后了。
我们如何在“统一增长理论”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统一增长理论”划分出技术进步率、人口规模和人口的适应能力等要素，描述了这些要素作为动因推动社会从停滞到增长的发展进程。
这些要素正在支配所有国家与社会的进化过程，同时各个国家基于不同的地理要素、文化特征、社会需求、制度特点以及人类多样性等现实条件，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不同的变革效率。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国社会的演变时，应该意识到这些要素如何与中国的特殊性相互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说，当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各国时，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转化为更多和更密集的人口，对长期的繁荣富裕则无甚影响。
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促进了人口增长，而更大规模的人口能够激发社会创新，因为潜在的创新者数量增加了。过去几千年里，技术进步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成正比，然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事实上中国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快，但人口规模不会无限增大。
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因素阻止了中国率先步入工业革命。中国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2022年4月14日，一列满载汽车的货运专列由重庆永川栏杆滩火车站发往华北地区 唐奕 摄/瞭望
在中世纪，社会内部的同质性能够强化凝聚力，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大一统”时期，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各地在地理上的紧密联系有关。然而，同质性也可能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造成障碍。中国社会由于较强的凝聚力和地理上的紧密联系而缺乏竞争，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变和快速进入工业发展阶段障碍重重。
欧洲的情况则与中国不同，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欧洲迈入了从农业到工业发展阶段的前夜，这种转变需要社会的重大变化作为前提。为什么说欧洲在工业化早期进步飞快？因为欧洲具有分散的地理特征和流动的文化特征，理所当然会带来大量的政治和经济竞争。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发展阶段，鉴于中国社会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就更好地保证了生产效率，这也是社会快速向前推进的前提。可以说，社会凝聚力是从农业发展阶段过渡到工业阶段的障碍，而一旦中国触摸到工业化的门槛，它在这个阶段的效率要比其他社会高得多。
观察者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想起不久前中国公布的一个信息，“十四五”（2021到2025年）期间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人力资本，是您这本新书前半部分的重点，尽管是在解释两三百年前的人类社会，但当下似乎也能找到呼应。您在解释那个时代的增长时，用了技术创新－大众教育－童工消失，换句话说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大转型这一模型，在当时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出现了生育率大幅下降现象，但似乎并未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碍，那么放到当下中国社会（或类似地方），是否还能用这一模型来解释，两者的主要差异是什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人，生育是当下热点话题，也引发社会焦虑，应该如何更好地看待这个问题？
奥戴德·盖勒：我认为，人们没有理由对低出生率表现出过度的担忧。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世界经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地转变，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增长过程就会逐渐摆脱“平衡效应”。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技术进步在逐渐加速，这使得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逐渐增加。从某个时间点开始，亲代对子代的教育开支超越了他们的负担上限，亲代就会考虑停止生育。生育行为的变化将人口增长从“平衡效应”中解放出来，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人口的下降都将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未来几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国人口的绝对规模下降。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令人担忧，因为他们认为人口的规模对技术进步非常重要。此外，人们还会忧虑“抚养比”的问题，即一个社会中工作年龄人口数与老龄人口数的比值会变小，其结果是社会中会出现一种新的不平衡，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的理由是，生育率下降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有更少的孩子，因此可以给予每个孩子更多的照护和投资；与亲代相比，子代的营收能力更强。我们不能机械地考虑“抚养比”的问题，而应该发现生育率下降带来了对个体投资力度的提升，从而使得人口的生产力大大增强。其结果是社会人口规模下降，但个体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我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补偿人口规模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正在迈入一个人口不再增长的阶段，甚至可能下降，这对于环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美德”。
资料图来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您在“破解不平等谜题”中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一定批判，能否再具体谈谈？包括，您的理论中也强调气候和地理因素导致政治制度的潜在差异，同时否定“一种制度同时适合所有国家”的观点。对此，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过去西方世界试图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的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既没有正视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比如殖民），也没有因地制宜，结果在部分国家失败并引发社会动荡，当然也就无法解决发展问题？
奥戴德·盖勒：我的见解是，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的国际政策主要在华盛顿共识这个框架下展开，并主要由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
这个观点认为政策是存在不同的层级结构的，因此如果我们想减轻全球的不平等，则必须为每一个国家制定具体的政策。以相对同质化的中国和相对多样化的非洲举例，假设我们想在有限的预算基础上促进两个社会的繁荣，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埃塞俄比亚，我们希望教育民众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有凝聚力，同时希望减少影响社会非凝聚力的成本。因此，那里的教育课程将致力于教会人们相互尊重，教会不同的种族群体相互尊重。总体而言，我们将努力恢复社会的凝聚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压缩现有的多元主义。
然而，中国的多样性水平相对较低，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来促进多样性。比如，我们可以教育孩子挑战现状，学会跳出既定框架思考问题，并在学校的教育体系中习惯于挑战权威。你会发现，基于同一个目标，我们在埃塞俄比亚颁布的政策将与在中国颁布的政策正好相反。
在科特迪瓦北部本贾里一所学校上课的小学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Miléquêm Diarassouba
观察者网：对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生活在中国，我并不觉得中国是高度同质化的，中国内部的民族、文化和方言其实非常多样。据我所知，中国有几百种方言，每个方言在分布范围上都与一门欧洲语言相当。
奥戴德·盖勒：同质性和差异性是相对而言的。中国确实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方言、确实具有差异性，但中国的差异性程度远远小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长期以来，中国社会都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中国文化重视过往经验，并倾向于维持现状。在这样的社会中，比起提升凝聚力，更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跳出窠臼、打破现状。
我还可以换一个争议更小的例子来证明一个社会的历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在这个社会中采取何种政策。一个社会若要取得进步，就必须具备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心态，也就是说，要有为未来生活做规划的能力。事实表明，不同的社会在这方面差异巨大，比如中国人就幸运地拥有极强的规划未来的能力，其他国家就逊色得多。
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导致的，有利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培育出农业文明，人们根据自然节律来安排耕地、播种、收获的时间，并为下一年储备粮食和种子。他们从大自然那里学会了如何规划未来。
而对于渔猎民族来说，情况可能恰好相反。渔民捕鱼，然后吃掉一部分鱼、卖掉另一部分，这个过程不必涉及任何长期规划。这样的社会往往更看重当下而不是未来。
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设计不同的教育政策，以推动经济的繁荣增长。当面向中国学生时，我们无需费心教导他们如何规划未来——他们早已从大自然和历史文化中学会了这一点。但在其他国家，我们需要额外设置一些课程（比如乐器课）来培养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
观察者网：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其实，在当下社会中，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假设：世界上的财富、资源和机会是有限的，发达国家一部分是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才得以富强，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富强就必须从发达国家“抢回”资源和机会，但这个过程又必然影响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从而两者不可避免的出现矛盾。您对此如何看待？
奥戴德·盖勒：我想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存在很大关系。殖民时期，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极其不对等的。
这种不对等关系首先体现为殖民国家对殖民地的掠夺。殖民国家从殖民地榨取了大量资源，还把殖民地的大量人口掠为奴隶。殖民国家借助来自殖民地的资源和劳动力，以空前的速度实现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蜕变，然而殖民地的发展却因此受阻。
我还想强调，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是不对等的。一般的贸易关系是双赢的，但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却以损害殖民地为代价，为殖民国家带来收益。
殖民国家通常致力于发展工业；殖民地则以农业为主，专门生产工业原材料。生产原材料的工作对劳动者的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几乎没有要求，因此这样的“分工体系”压低了殖民地的教育需求，阻碍了殖民地社会的人口结构转型；相反，殖民国家则专注于生产工业产品，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教育问题愈加重视。这样一来，殖民国家越来越遥遥领先，殖民地则越来越贫穷落后。
总之，殖民主义导致了全球发展不平衡的产生，并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格局，这是过去几个世纪来的现实。当然，历史不止于此，而这是问题所在。
观察者网：鉴于您刚才提到的技术影响，我想再追问一句。您在书中指出，在“马尔萨斯时代”，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转化为更多、更稠密的人口，技术成就最高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因此技术进步无法长期改善生活水准）。马尔萨斯对当时状况的描述相当准确，但他未能预料到未来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革命。您是否担心您的理论会有类似的缺陷？
奥戴德·盖勒：我并不担心。我们要认识到，任何理论都应当是可反驳、可证伪的，否则就不是科学理论。
马尔萨斯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停滞何以占据整个人类历史中99.9%的时期，但这一理论是有限的，它建立在单一的经济制度之上。
我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要比马尔萨斯主义复杂精密得多。统一增长理论包括了这几个部分：它首先对漫长的“马尔萨斯时代”做出解释；然后，它要说明是何种力量帮助人类逃离了“马尔萨斯时代”，脱离停滞，走向发展；另外，它还需要澄清，人口结构转型如何逆转了收入和生育率之间长期存在的正向关系；最后，统一增长理论还会解释，进入增长期后，世界经济水准的差异何以急剧扩大。
马尔萨斯理论中只包含单一维度，统一增长理论则试图理解全部的人类历史、解释不同的制度和事件。所以，相对而言，后者比前者更为可靠。正如您所指出的，就在马尔萨斯完成其著述的时刻，他所发现的机制已经开始消退；而统一增长理论或许能在下一次世界经济变革后依然保持生命力。
我再次强调，统一增长理论和其他每个科学理论一样，都有可能被反驳。但统一增长理论被驳倒的可能性要小于其他理论。
美国硅谷富豪规划的新西兰逃生路线：乘坐湾流550型飞机10小时就可以从旧金山抵达新西兰。图片来自彭博社
观察者网：我想继续谈谈技术问题。我们知道，除了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外，还存在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且不平等程度在过去200年间急剧扩大。看起来，技术进步并未弭平差异，而是加剧了发展不均。在您看来，我们如何才能缓解国家颞部不平等问题？有望通过改进社会分配方式来做到这一点吗？
奥戴德·盖勒：我在统一增长理论中谈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处在一个技术飞速迭代的时代。良好的教育，以及一些与当下技术环境相适应的认知特质，将有助于个人更好地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但是，并不是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机会接受同等程度的教育、具备同样水平的认知特质，比如美国50%的人口没有大学学历，这意味着一部分人会被时代抛下。
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副产品”，那就是不平等。在过去的近五十年间，世界经济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是相当惊人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缓解不平等？
我认为，每个社会首先要确保机会平等，也就是说保证每个人都有同等机会获得与其潜能匹配的教育，继而从技术进步中获益。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无法接受教育的唯一理由是他不具备相应的才能，没有人会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或社会不公而被阻隔在校门之外。机会平等也许无法消除不平等，但至少能确保公平竞争，使人们各得其所，让最有才能的人占据最关键的岗位。
不过，只有机会平等还远远不够。机会平等确保有才能者可以胜出，但除此之外，社会还应该为那些被时代抛下的人拉起“安全网”。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所具备的特质不符合当前技术环境的需要——也许几十年后新的技术会需要这些特质。
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也将导致空前严重的不平等，我们在随着时代浪潮一路向前的同时，也必须为那些不那么适应当下技术的群体提供兜底保障，不让他们被时代彻底抛弃。
观察者网：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的普及使现代人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代人被海量信息淹没，人们的观点分歧也日益扩大，在讨论对某个国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时，大家往往争执不下。人们如何在信息洪流中保持理智客观？当今世界日益加剧的民粹主义是由互联网——或确切来说，由社交媒体——推动的吗？
奥戴德·盖勒：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对您的忧虑深有同感。现在，人们越来越难以就一项“事实”达成一致，“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成为网络热词。归根结底，事实看似是客观的，实则受人们主观看法的影响，同一件事在拥有不同教育背景和信息来源的人眼中会显得截然不同。
我当然希望通过加强对民众的教育，让人们获得更强的信息甄别能力，在接受不同信息后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但这样的愿景几乎是天方夜谭——只要信息还部分地被政府控制，只要有人故意发布不准确的、有倾向性、有欺骗性的信息，现状就很难改变。所以，我并不寄望于通过提高个人能力来扭转现状。
我真正的愿景是，我们最终能缔造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所有社会都拥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客观、自由，从而确保人们即便有不同经验，也能就客观事实达成一致。
过去几年间，我们见证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也目睹了民粹主义是如何操纵信息的。这些现象相当令人不安。我希望这种趋势只是暂时的，希望教育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最终能占据上风，希望人类可以免于被少数人故意操纵。
观察者网：正因如此，我觉得有您参与的讨论和学习非常重要，衷心希望今天这样的讨论能长期持续下去，期待下次与您交流任何您感兴趣的话题。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
奥戴德·盖勒：谢谢您，这是我的荣幸！
（注释1：严成樑、王弟海：《统一增长理论研究述评》，原载于《理论经济学》2012年第5期。）
奥戴德·盖勒：《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余江/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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