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初，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通惠河南岸一块普通的八人制足球场。

空空的球场上4人正在进行“抢圈游戏”，接着还有传球、射门等技术动作的练习。从内容来看，这显然是一堂按计划展开的训练课；从动作和身形上看，场上4人似乎都“有两把刷子”。

负责安排训练内容的年轻人叫鲍瑞楠，今年26岁。

他没有任何职业球员经历，疫情前在韩国忠南大学学习运动科学专业，同时考取了韩国足协D级教练员的证书。鲍瑞楠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介绍着场上的2名球员：一位是上赛季某中甲俱乐部的球员，另一位是某中超U19梯队的成员。

“这不是赛季结束有一段时间了吗，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就每天过来做点个人训练，保持保持状态。”

鲍瑞楠给这个成立不到一年的组织起了一个兼具噱头和争议的名称：中国失业球员收容所。

在这里训练的，大多是在某个阶段里没有正式比赛可踢的职业球员。在大量职业俱乐部陷入欠薪、解散的当下，鲍瑞楠介绍，一共有15名球员曾来到“收容所”训练。

和曾经充满着高薪、巨额转会费的职业联赛相比，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金钱交易的民间组织，抱团取暖是它存在的意义。

训练的球场是鲍瑞楠以前认识的一位大哥开的，工作日没人租的时候可以免费用。球员的衣食住行、健身房，甚至受伤后的治疗则需要大家一起想办法：

“最惨的时候，我们4个人都凑不齐1000块照核磁共振的钱。”

一、失业和就业

时间回到2021年4月，鲍瑞楠又失业了。

这个时候，距离他来到那家中乙联赛的职业俱乐部只有大约1个月的时间。

如此“闪婚闪离”式的人员更替，在2021年的中国职业联赛准备期里并不稀奇。疫情带来的影响，足协各种政策对于投资规模、俱乐部名称、准入标准的限制，外界商业环境的变化……足球投资环境几乎一夜巨变，连昔日中超冠军都猝然解散。

足球圈里也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失业者。他们一边寻找着新工作，一边还要为上一年没有结清的工资和奖金奔波。

体能教练，这是鲍瑞楠在中国职业足球圈里的第一份工作。但他发现，在那个阶段，需要解决的绝不止是球员身体上的问题。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鲍瑞楠发现一位近期训练状态不佳的队友正在四处借钱。打听后才知道，这名球员正在筹钱准备“捞人”——他的一位朋友因为拉横幅讨薪，连同家属以寻衅滋事名义的被抓。

“他们要面对很多球场外的东西。”鲍瑞楠有些无奈，这实在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这件事感觉也影响了他的状态，后来听说他也离队了。”

而失业之后的鲍瑞楠则回到了北京，兼职做健身教练补贴生活。

更准确地说，是在健身房里当“黑私教”。即不和健身房签合同，只是借用场地设备，直接从客户处收钱。

“2020年的时候我也在健身房干过，结果疫情一来，关门了，我的工资没人结。”

可以看出来，虽然毕业不久，但体育圈的雷鲍瑞楠是真没少踩。

他始终心心念念着要做一名足球教练。就在4月底，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哥，今年联赛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之后怎么办，你帮我想想辄吧？”

二、草根和职业

打来电话的是一位曾在欧洲俱乐部青年队有过两位数出场经历的球员，姑且叫他A吧。A和鲍瑞楠在那家中乙俱乐部有过一面之缘。A4月10号进队报到，鲍瑞楠4月11号正式离队。

电话里，鲍瑞楠了解到，A的核心诉求是希望找一个可以踢球和进行身体训练的地方保持状态，等待下一次机会。

他试探着决定自己单干。

“你要是相信我，就来北京跟着我一块练。场地我来想办法，不过食宿你得自己解决。”

一番打听之后，鲍瑞楠之前踢野球认识的一位朋友愿意免费把自己的球场给他使用。据他说，那位朋友年轻时也在队里练过，“他知道踢球的大部分其实没钱，要钱我也给不出来。”

5月，A来到北京，正式成为了一名北漂。准确来说，比普通的北漂还要略惨一点——他每月还有两笔不菲的还贷支出。

“帝都”居不易。几经周折，A暂时在北京主城区东北边的顺义落了脚。每天，他要先骑车近十五分钟到地铁站，然后经过3次换乘，来到朝阳和通州交接的球场训练。地图软件显示，A仅单程通勤中花费在地铁里的时间就长达1小时20分钟。

同时，鲍瑞楠也在微博账号上发了一个征集帖，自己起名为“失业球员收容所”。

“如果有更多球员来的话，训练的项目可以更多样，也方便每周联系一些比赛保持状态。”

失业球员很多，来打听的人不少，可真正愿意加入的则是少之又少，鲍瑞楠认为，这可能是出于戒备之心——毕竟他在这个圈子里还是一个“小透明”；更因为，对于大多数有职业经历或者梯队经历的球员来说，真正能理解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太少了。

鲍瑞楠举了个例子。去年9月，当恒大足球面临资金危机的时候，其实有多名小球员曾在微博上跟他有过咨询：“基本都会先问是不是正规球队，能不能保证食宿。”

的确，长期习惯于在球队里被安排好一切的职业球员很难理解这样自助训练、自理生活的业余工作模式。甚至在后期，鲍瑞楠又从场地老板那里借来了一处住所，但仍然有些球员会告诉他“没法洗衣服，不会做饭”。

他有些苦笑不得，“看来他们确实距离社会太远了。”

三、理想和现实

比起微博的招募，更多稳定的球员是依靠球员间口口相传介绍而来。随着队伍壮大，鲍瑞楠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稳定的赛事作为挂靠，至少让球队每周都有比赛踢。

在韩国念书的时候，鲍瑞楠曾经在一家半职业俱乐部实习过。“他们的业余赛事体系很健全，不需要太多复杂的准入规则，交了保证金就可以报名参赛。”

但现实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疫情之后，包括“京超”在内的北京市足协旗下的所有业余联赛全部暂停。鲍瑞楠只能每周和不同的球队手动约球踢。

“收容所”里球员流动情况也不确定，有些球员练着练着找到球队走了，还得“抓”几个民间高手来凑搭子。比赛的稳定性自然很难保障。

一些家住北京周边的球员，有时也会回家找找野球踢，“顺便找私人老板赚点饭钱。”

他也很无奈。“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控制的。因为从有这事开始，我就没有在同一时间凑齐过11个球员。”

钱也是一个随时可能冒出来的难题，鲍瑞楠这一年碰到过两次。

一次发生在自己身上。11月中旬的时候，鲍瑞楠在韩国的学校突然通知缴纳学费。这是他唯一一次因为自己的事向队里几个要好的队员张嘴借钱。

“我觉得大伙挺信任我的，都把手机掏出来给我看了银行卡余额。”大概是因为到了年底的缘故，4个一年没有收入的失业球员，一共凑出了1200块钱。

另一次发生在球员身上，更让鲍瑞楠感到无力。一个球员在野球场上弄伤了膝盖，凑不出1000块拍片的钱，也没办法做治疗。鲍瑞楠最后联系了一个职业俱乐部的朋友，每天训练结束后从队里把仪器带出来抽积液、做超声波治疗。

“球员不是很懂，更没有钱。拍片子之前他还想接着练，拍完片子他的第一反应是静养。”

是的，这就是本应作为职业足球根基和缓冲地带的业余足球的现实——1000块可以难倒曾经的中甲球员，正常生活中的吃饭、洗衣成为了障碍，还有不知道上哪联系的比赛和对手……

四、退役前的“临终关怀”

未来，是所有人没有办法逃避的话题。

鲍瑞楠每周会给他认识不多的“圈内人”们发微信，介绍“收容所”里的哥们儿。他并不是经纪人，他说自己就是想让这些努力的兄弟们下个阶段有正常的训练。

当然，工作肯定不是那么好找的。借一个治疗仪是简单的，得到一份职业合同自然是非常复杂的。大部分经纪人或教练委婉地谢绝了鲍瑞楠的推荐，偶尔也能遇到一两个热情的，结果一见面就暗示想去国贸低消4000元的餐厅搓一顿。

鲍瑞楠哭笑不得：“我们连去医院拍片子的钱都凑不出来。”他只能和球员一起离这样的热心人远一点，“跟他们耗不起。”

面对遥遥无期的前景和北京的生活成本，一些球员逐渐萌生了退意。这所成立半年多的“收容所”，更像一个劝退所或者临终关怀机构，了去了很多人对于职业球员这一角色最后的念想。

2021赛季结束之后，中国职业足球又陷入了新一轮周期性的未知，很多俱乐部前途未卜。

放假回家的球员们不知道归队日期，也不知道新赛季可以去哪里踢球……

鲍瑞楠没有完全放弃，不仅是他自己成为职业教练员的梦想，还有他对于“收容所”这一模式的坚守。在韩国留学的经验提醒他，职业足球之下，需要这样一个缓冲地带来接纳和帮助处于困境的球员们。

他说：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许可能到南方的一家低级别俱乐部就职。“我希望能在那边找一块场子，每天下班之后再去带训练。”

他顿了一下，说了一句坚定又略显无奈的话。

“只要有这样的球员愿意来跟着练，那我就肯定尽全力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