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远川研究所

1767年，沙俄政府做出了一项对国家财政影响深远的决定：取消对酒类的国家垄断经营，将伏特加的出售权承包给个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竞标拿到特许经营权，同时沙俄政府直接从承包商手中收取酒税。

这件事情的本质是，把政府对酒类的垄断贸易变成了某种包税制下的间接税。

我们通常会认为前者的收入应该更高，但实际上，税收就像做生意一样，是一件有成本的事。比如征收90元的税，需要付出10元的成本，而征收100元的税，成本会上升到30元。

放在上文的例子中，如果要直接向俄罗斯老百姓征税，政府需要付出巨大的征税成本，规模庞大的税务机构甚至会变成财政负担。

但把税收藏在伏特加里，虽然收入不多，好处却是管理成本极其低廉，尤其是在封建时代行政效率极低的情况下。

1815年，俄国的酒税总收入达到2500万卢布，同一时期直接税收入为3300万卢布。1820年，酒税收入已经飙升至4400万卢布，而直接税收入还是3300万卢布。

在1767-1863年包税制施行期间，酒税收入占沙俄总财政收入的33%左右，同时征税成本只有1%。

人类历史上，各种成瘾性商品或多或少都扮演着“低成本税收工具”的角色。《是，首相》中生动的诠释了这一点：

今年9月，36岁歌手傅松因为口腔癌逝世。在他最后的视频中，他说： “我只是想以我的经历来告诉大家，槟榔真的很可怕”。

随后，禁槟榔呼声再起，许多地方政府纷纷表态要在当地禁售槟榔。这时厦门网友站了出来：“放屁，厦门1996年就全面禁止销售槟榔了，现在还不是随便买。”

禁售槟榔的上一次舆论浪潮发生在十年前，当时的新闻报道现在都能搜得到，里面的图片让人这辈子都不会忘，震慑效果比烟盒上的“吸烟有害健康”强100倍。

但在这十年里，我国槟榔市场依然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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