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从特朗普掀起“退群潮”到新冠疫情各国各自为政，全球化这个概念似乎离今天的世界越来越远。但身处全球格局下的各国，显然并不能独善其身。为此，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各国团结合作，共渡难关。 在刚刚结束的G20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共同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 “全球发展倡议”有哪些内涵？在今天全球化退潮的情况下，该如何推广和践行这一理念？观察者网专访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秘书长白钢，解读这一倡议。
观察者网：“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提出的一项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G20峰会上又重申了这一倡议。但我们也能感受到，全球发展正面临诸多挑战：新冠、经济困境、欧美大国的阻挠等等。在您看来，目前推动全球发展的障碍主要有哪些？在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倒退的全球氛围下，如何形成全球发展共识？
白钢：现在来讲，造成全球合作或者说有意义的全球化退潮的一个重大障碍，在于过去几十年推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系列事实上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规则。这一系列的规则是在它们当时还较有力量的时候制定的，尽管本质上是服从于它们的利益，但毕竟还要体现一定的互惠性原则，或者说还要体现它作为这个体系的主导者所必须承担的特定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哪怕这些规则当时是为了体现他们的利益结构和特定诉求所制定的，但是在它们现在的实力已经不足以作为世界体系主导者的情况下，他们连这些规则也不愿意遵守，也不愿意再发挥作为旧的世界体系主导者的引领作用，而且对旧体系的态度也在渐渐转化，变成尽可能地利用各种规则，榨取这个体系的剩余价值。而且因为这些规则曾经是由它们制定的，因而它们在整个体系当中占有一个较为有利的地位，来尽可能多地榨取这个体系的价值，变成了一种勒索。
也是说，它已经不想为旧的体系来承担更多的责任了，但是还想利用自己在这个体系当中的特殊地位来压榨这个体系的其他成员，满足自己特定的利益需要，这也是当前全球化没有办法以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推进的最核心原因。
在旧全球化中，利益分配确实更倾向于在原有体系中占据较高地位的欧美国家，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处于一个被压抑的状态。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这种被压抑状态也意味着他们拥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能真正有效激发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内在活力，以及使他们能够尽快享受到包括信息化在内的现代工业化成果的话，那么事实上想要全球经济更好地循环也是不可能的。也因此，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己，成为一个对未来世界具有异乎寻常重要意义的时代主题。
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蒙巴萨－内罗毕铁路。来源：新华社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需要有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第二，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原有体系中相对比较边缘化的亚非拉国家，能够在精神上摆脱对旧世界体系的依赖，能够去想象和认知一个不再由西方主导的新的世界体系以及新的全球化。
如果我们的思维想象仍然被旧的那一套模式所束缚的话，确实会觉得基本进入到了一个无解的死循环，现在需要破解这样的一个循环，建设一种更好的、更公平的、更有利于各方参与的新体系。
观察者网：提到发展，人的发展是第一位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一个目标就是“消除贫困”。2020年底我们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在您看来，“全面脱贫”这件事情的意义有哪些？中国举全国之力推动脱贫事业，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理念？
白钢：中国全面脱贫这件事情，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超大规模实体宣布全面摆脱贫困状态，可以真正称得上是一个新时代的人类奇迹和壮举。
放到全球范围来看，这件事情的最大意义在于对旧有世界体系规则的摧毁。在旧的世界体系中，会强调或者说给人提供一种想象，认为这个世界存在着两类群体，一类群体是可以居于高位、占据着有利地位的压迫者，可以去剥夺获取被压迫者的剩余价值。另外一类群体是所谓的被压迫群体，他们只能接受处于高位的群体施加的种种不公。这种认知不仅存在于世界体系中，也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
河南省新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近年来该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中之重。来源：新华社
中国全面脱贫这个事实说明，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这样超大的人口体量和复杂国情，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脱贫，那么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是有可能的。中国的实践事实上为世界提供了这种新的认知和想象的基础。
观察者网：有关脱贫问题，我想起了中外学者的研究对比，一个是2019年两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的《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个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的《贫困的终结：中国扶贫过程的缩影》。读《贫穷的本质》我的感觉是“穷人真的天生是穷人”，读《贫困的终结》我的感觉是“原来他们可以不是穷人”。我们知道有许多西方国家、NGO组织都在发展中国家帮助解决贫困问题，为什么成效甚微？这两本书带来的不同感受是不是可以反映中西方在发展理念上的一些差别？
白钢：用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确实可以反映对待贫穷以及扶贫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
西方式扶贫道路，大致可以概括为是富裕者满足自己特定的心理感受，来显示自己道义优越感的一种施舍式道路。虽然他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但不管投入多少，都很难达到实质性效果。因为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靠任何施舍行为改变贫穷状况的。
这些施舍者具有特定的道德优势，不断感叹穷人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德行上的缺失而造成的，为自己有能力去救助他们而感到欣慰和内心满足，事实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特定的幻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圣母心”。而被救助者也获得了一种幻象，认为可以靠这样的方式改变自己的命运。
更有甚至，一些西方NGO打着帮扶第三世界的旗号，事实上是在推行它特定的价值观，延伸它特定的全球利益，那其实和扶贫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而中国式脱贫，是依托于一个超级组织，组织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激发起被救助群体自身的意识和觉悟，让他们融入到可以不断自我提升的经济活动中，来摆脱贫穷的命运。真正的力量来自于把群众组织起来，让原先处于相对比较分散状态的弱势群体，进入到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组织关系和组织形态中来，结成一个新的、更有力的组织去协调资源，从而让这个群体变得更有行动力，更有决断力。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式扶贫道路所真正应该挖掘的带有文明论意义的元素。
观察者网：践行中国可持续发展观，还有一个里程碑事件是提出30·60碳中和目标。其实对于还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这个目标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这个承诺将对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积极加入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这对我们的全球话语能力将带来哪些影响？
白钢：这个目标本身，对中国来说是有巨大压力的，但从中国内在发展来讲，也是一次发展机遇。比如说，以碳中和为标志，践行可持续发展观，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相应的行业和企业也会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发展，行业和企业本身也会陷入困难中。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需要权衡的是如何把握特定的尺度，使得积极力量的上升，抵消负面效应的存在。
2020年8月17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光伏电站（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长期以来，碳达峰、碳中和，包括气候减排目标的制定，都是由欧美国家主导的，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作为一种作秀或者表态，是想借环保之名进一步拓展他们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当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在现实中认真履行承诺并取得重大进展时，他们才发现原来要履行曾经做过的承诺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在欧美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带来了很大的分歧，因而在这一点上，气候环保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特定的经济问题，甚至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有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涉及参与各方内部利益博弈的问题。
观察者网：在发展问题上，中西方还有个长期交锋的点就是“人权”。近年来，西方在新疆、西藏问题时不断拿“人权”做文章，把西方的人权理念来硬套在中国头上。西方对中国人权观念存在哪些误解？中西方对人权和实现人权方式的看法有哪些不同？
白钢：中西方在有关人权问题的讨论上，原来辩论的焦点通常集中于“权利”这个问题，比如中国会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第一位的，西方会认为自由选择权是最重要的权利，但我这里想把焦点放在第一个字——“人”——上面。中西方对人权的不同认知，很可能不只是对权利的认知不一样，主要还是对人的界定不太一样。
对人的认知有两个维度，一种是把人视为欲望动物，另一种认为人可以超越欲望动物，可以有更高的追求。孟子曾经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欲望动物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禽兽，无非就是带有一些理性考量、能算计的欲望动物。所以中国古代的先贤就提出，除了欲望动物的维度外，人还需要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强调“人”这个维度的时候，会更多去问他和欲望动物有什么差别？比如人是可以组织起来的，可以为一个共同的事业理想去奋斗，可以构建一个共同体，遵循特定的价值道德伦常去约束自己欲望动物的这一面。
我们刚才讲西方更强调自由选择权，因为它直接对应于欲望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式选择。如果坚持欲望动物维度是第一的，这种对欲望的满足又事实上呈现为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然后资本又会不断刺激人的特定欲望，因为它不但可以满足人的一般性欲望，还可以用特定的手段去刺激制造新的欲望。
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西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本质上是因为对于人的理解和认知是不同的，直接决定了对于基本人权的排序不同。
观察者网：对人权的态度，在这次新冠疫情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国一直致力于全球合作抗疫，西方则是所谓的“躺平式”抗疫，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为全球合作设置障碍。
白钢：中国之所以能够有效控制住疫情，而西方尽管一直吹嘘有着最先进的医疗制度和医疗手段，面对新冠疫情却无能为力，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由无数欲望动物构成的群体，没有办法应对类似新冠这样的问题，必须要被组织起来发挥超越欲望动物之外的主观能动性，形成一整套的有效应对机制，才可能有效遏制这样大规模的传染病。
新冠的例子证明了，适当地对人的欲望动物维度的抑制，从保全生命财产这个角度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它恰恰保证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供应链体系，还基本能够发挥作用，而其他国家本来是希望能够保经济，但事实上也保不住。
西方不能垄断人权叙事。来源：环球时报英文版
所以说，无论是以色列还是新加坡，他们一旦被疫情打穿之后，这样的小国所发生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上，大家一定会觉得他们的感染数和死亡人数惊为天人，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高度重视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感染和伤亡数量是不可承受的。
在国内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到现在为止对于西方还抱有某种仰视心理的人，经常会犯一些逻辑上不统一的问题，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西方是具有人权优势的，这也体现了西方优越性。
然而在新冠爆发之后，整个西方开始呈现瘫痪式的状态，然后突然开始吹西方具有低人权优势，逻辑上是不通的。西方到底是有较高人权的地方还是一个以低人权作为其根本特征的地方呢？我希望以后他们能够为此做一个有效的澄清，因为他们是各取所需，用高人权优势或者是低人权优势来突出西方所拥有的优势，并且作为一个特定的标签。
西方面对新冠的糟糕应对是超出我的想象的，要知道我一直对西方评价很低，我曾在新冠2020年3月左右就做过一个判断，我觉得美国大概是超过3000万的感染数。然后我发现，美国的实际统计感染数量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更何况实际的感染数。如果按照美国众多学者预计，实际感染数很有可能是统计出来数字的好几倍。
在这一点上，我想提醒的是，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中过度沉浸在西方自己所表达的实力、并当做其真实实力的幻觉当中。这种特定的幻觉不但欺骗了许多中国人，实际上也欺骗了西方进行政策制定的群体。西方也误以为自己有能力，而事实上，西方全然不具备。
观察者网：西方自私自利的表现，其实也阻挠了全球合作抗疫的前景。
白钢：从长远来说，这种现象说明确实人类需要去构建一种更有效、更合理、更公平的国际合作和国际协调的组织形态，因为西方的快速衰落，旧国际组织模式的市场效力以及有效性都在急剧下降。
从现实来讲，中国要号召、应对和推进全球的有效协同，另一方面要做好准备，因为在未来是以中国为主、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也是对于国民以及世界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观察者网：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南南合作”，但在西方的描述中，中国对非洲、南亚、拉美等国家的援助，往往被解读为“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受西方强大的话语宣传能力的影响，这种观点甚至在被援助国都有一些市场。西方抹黑中国，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对此，我们在对外援助、共商发展的过程中，该如何向援助国解释中国的发展理念？
白钢：事实上，非洲只是一个例子，包括在拉美、亚洲的其他地区，无论中国在哪援助，西方都会给中国贴上新殖民主义的标签，就是为了试图阻挠中国跟当地更紧密的经济合作。
因为西方长期以来把非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视作自己特定的势力范围，尽管西方的势力不复从前，旧殖民体系已崩溃多年，现如今实力总体下降，无法达到之前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力，但西方仍然在心理上将其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当他们发现中国崛起的态势，并且还影响了众多亚非拉国家，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污蔑、重伤、诋毁。就西方的行为来说，这是有特定逻辑的，说明西方还处在旧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当中，还没有办法从中摆脱出来。
非洲殖民地独立之路。来源：Global Village Space
事实上，西方在污蔑中国的同时，也会让他们想起当年自己崛起的时候，就是这样去对待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所以西方下意识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和他们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但是，事实完全背道而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对外政策从来不是以掠夺占有作为根本目标。
其次，西方即便在鼎盛时期，也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类似与中国一样强大的生产能力。西方对于非洲的态度，其实就是想把非洲作为廉价原材料供应地，然后利用特定的工业剪刀差获取超额利润。西方世界在16世纪到18世纪长达200年的大西洋三角贸易的原始积累，也是通过将西非黑人卖到美洲，然后再将金钱、原材料提供给欧洲本土，这就是三角贸易循环。迄今为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三角贸易循环直接造成了非洲几亿人的死亡。
西方没有任何资格在中国面前提道义和正当性，一个个犯下如此严重人道主义罪行的国家，不仅不反思历史上犯下的重大罪行，反而还占据人权优势，这是一种极为无耻的行为。
中国超强的生产能力决定了我们对非洲的态度，中国不会把非洲看作为单纯的原材料供应方。和西方恰恰相反，中国需要让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进入更高的现代化程度，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成为中国各类商品的有效消费者。哪怕从产业互补角度而言，中国也许会比西方更真心的去帮助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
要知道，来自中国的生产力可以供应全世界90%的商品，如果没有一个有强大、合适的群体来进行消化的话，那生产能力会变成某种负担。中国整体产业升级的需要，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现代化产品所带来的生活改变，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要理直气壮地反驳任何把中国跟新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宣传，特别在大部分对外投资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情况下。
从理想层面来说，中国在世界产业链当中的特殊地位、超强的生产能力，都决定了我们会选择和西方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2021年10月8日，中国专家组成员在布基纳法索中西大区水稻示范区指导机械化水稻收割作业。新华社发（中国农业组供图）
观察者网：中国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成果，和制度优势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我们能持续推进五年规划、集中力量好办事的体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但我们的制度又带有一定的独特性。我们在推动全球发展的同时，如何继续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同时能够得到外界的承认和理解？
白钢：我认为论语中有一句很好的话，可以形容中国自我发展、外界交往的特定原则——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处理跟外界关系最主要的一点不在于说服对方，而在于更好地发展自己，让自己呈现出一个更好、更合理、更具有吸引力的形态，也就是通过顺其自然的自我发展后，让外界产生幸福感。
总体来说，中国的国家能力远远强于中国的表达。这和中国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像《论语：里仁篇》所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少说话多做事是中国一个大传统。这看上去是件好事，但是当对外宣传非常迫切的时候，中国这个不擅长自我表达的国家，怎么能让外界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呢？
第一，宣传的重点不应放在拥有很强话语权的精英，而要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亚非拉国家，要更多的去团结群众，而不是去争取精英阶级。
第二，对西方国家进行宣传的时候，要更多关注西方年轻人和社会中下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群众路线要贯彻到底，哪怕这个国家是用精英阶级来宣传，也不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精英上，要下沉去关注社会底层。西方对中国的扶贫成绩一无所知，如果西方有任何国家实现了类似于中国这样全面扶贫的成就，那他们肯定会把自己吹成“人间天国”。
第三，西方在话语权上占主导地位，很多人开始怀疑会不会造成中国舆论的长期被动？我可以肯定的说，完全不会。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对于西方的宣传重点需要面对社会中下层和年轻人，我们要相信年轻一代会有新的思维，会产生特定的感召力，我们需要等待年轻一代人成长起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展现自己，同时也需要时间让西方的年轻人拥有真正理性思维能力、基本的现实感，愿意承认现实、开阔而不僵化的思路。我估计这个过程还需要10~20年的时间，其实不长。当中国足够强大的时候，而西方恰恰在历史上又有一个特定的传统，就是对认可的强者进行正当化，就像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的态度变化，西方是尊重强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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