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李科文
编辑 | 许悦
熊永东在抖音上发了条年夜饭的视频，有虾、海带排骨汤，他写道“大年三十餐桌上一定要有的菜”。
他在广州海珠区的城中村康乐村做制衣工人，康乐村和鹭江村相隔不远，是广州著名的“制衣村”，老家在湖北仙桃的熊永东是村子里少数没回家过年的人之一，年夜饭和厂里的工友们一起吃。
康乐村和鹭江村现下又安静了。
2022年11月那会儿，这两个城中村（统称：康鹭片区）也曾作为广州那波汹涌疫情的“暴风眼”而陷入寥落——栖身于此的打工仔不断被转运至隔离酒店，疏散送回老家。人的命运指向的是惶惑无措。
“二十条”出台之后，康鹭片区也被拉出水面。不少已经返乡的康鹭片区的制衣厂老板与散工们，为了生计在临近年关又回到了康鹭片区。2022年12月12日，作为广州最后一轮新冠疫情“暴风眼”的中大纺织商圈正式复市。
从地图上俯视，横贯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的主街招工街如同心脏与动脉供养链接着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聚集地中大纺织商圈的一切，以其独特的“短工计件”模式像水滴汇进河流一样，吸纳大量外来农民工。
这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大工厂”，以工作为生活重心。他们的工作时间都极长，基本从早上9点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遇到订单高峰期甚至延长到凌晨一、两点。
在康鹭片区内，打工仔不需要融入广州，这里能解决衣食住行和赚钱的一切供给与需求。他们可以不坐地铁、公交，也不会去逛商超、景点，最多是在极少的闲暇时间里到附近的珠江岸边散步打牌、刷短视频，或找同乡聊天喝酒解闷，或拿着移动音响在村内空地跳广场舞。
春节临近，我们又回到了康鹭片区。
招工街提前安静了
1月7日早上9点，徐小佳（化名）跟往常一样，从租赁的店铺的阁楼内出发上班。她不用熬夜赶工，会比丈夫醒得早。在附近的早餐店外带一份早餐后，她会边吃边走，穿过密密麻麻的握手楼，再拐入招工街横穿而过，最后抵达上班地点。她在康乐村对街的轻纺城打工卖布，丈夫甘生留在康乐村里做服装打版生意。
她和丈夫是疫情封控结束后，为数不多没有提前直接返乡的康鹭片区租户。2022年11月13日，管辖康乐片区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发布公告告知书，将对康鹭片区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综合治理工作，要求片区范围内全体出租屋主及居民群众暂时返乡或投靠亲友，待治理工作结束后，居民群众可再返回片区。
1988年到1996年间，中山大学南门对面的零散摊位形成，中大布匹商圈雏形产生。2001年到2004年间，广州政府介入进行整治改造，部分商户搬入村民自建的临时建筑，部分制衣厂转移至邻近的城中村——主要集中于康乐村与鹭江村。横贯两村的主街招工街由此形成。在这里，长工短工都以计件方式按日结算工资，就算是缝一颗纽扣的细枝末节，也能找到专门的熟练工人。
在去年康鹭片区疫情爆发前，徐小佳想要早上8点至11点期间横穿招工街并不轻松。这时正是招工的高峰时点，沿街站满制衣厂老板。有的把衣服举着，有的则搭在电瓶车车头前，手里还举着随手撕下的纸皮，上门写好了需要的工种和工价。路中央则挤满了像布朗运动一般无规则涌动的问价制衣散工。
徐小佳个头较矮，通常会被陷在招工街的人流中，她得像挤早高峰地铁一样往前挤。但现在不少人都因疏散提前回家过年了，这条约900米长的路她却走得颇为轻松。她说，与此前相比，现在招工街的人流不及平时的一成。
随着春运的开启，广州这个外来人口大市也迎来打工仔返乡的高峰。根据铁路部门预测，春运期间广州南站到发旅客1503.2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766.1万人次。
招工街已不显往日热闹场景。
康鹭片区占地约一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10万人，辖内有制衣厂、仓储企业5200多家，聚集了超过30万制衣行业从业者，95%以上是外来人口，大部分人来自湖北。
循环往复的日子在去年10月23日这天被打破，广州市海珠区在发热门诊主动就诊人员中发现1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之后每日新增数字逐渐走高至近万，其中大部分在康鹭片区。
康鹭片区传出的缝纫机脚踏声是随日历翻页而逐渐变小的。徐小佳和丈夫甘生记得，他们周围几栋楼的居民，陆陆续续被大巴车转运走了。到了晚上，他们走出铺面，抬头望向四周，能看到亮灯的楼栋越来越少。
最终缝纫机脚踏声比往常提早两个月时间消失在巷道中。大部分康鹭片区的租户们在结束封控隔离后选择直接返乡。老家在湖北荆州公安县的周强（化名）便是因疏散提前返乡的制衣散工之一。
康鹭片区的疫情爆发得很突然，他没做什么特别准备。确认封控当天，他没收到消息，只看到许多人往菜市场方向跑，他也跟着过去，抢了几颗土豆、一个洋葱和一包大白菜。
他是熟练且专业的袖口和脚边工，来康乐村也有25年了，但在今年他有小半年没找到合适的散工工作。他通常一天工作18个小时，工钱4毛钱1件，每天能缝2000件，一天可以拿到800块钱。不过，至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这类制衣工的工钱相比此前下降了，有时候十五六个小时都挣不上两三百块钱。
一开始他还期待能尽快解封开工，但到随着日历继续翻页，他对春节前能开工已不抱太大希望。他收拾好行李，等待隔离转运通知，想早点在广州隔离完，回老家再隔离一段时间，就可以准备过年了。他也不在乎年前这最后这两个月时间了，在心里已认定今年就这样了，挣不到钱。
康乐村某楼栋内全是制衣厂，但如今大多已返乡关门。
与散工周强不同，提前回到湖北老家的制衣厂老板李红（化名）对2022年却有许多不甘。她20岁出头就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在康乐村的打工时间也有10年了。
2018年，她和丈夫用积蓄在康乐村内某栋握手楼中租了个百平米的房间，自己开了制衣厂——她不想再给人打工了，本计划“大干一场”，又被疫情耽搁了。
她害怕感染新冠病毒，但又放不下自己的制衣厂，起初考虑是否离开康乐村去隔离时还有些犹豫。2022年，李红和她的制衣厂错过了一年最忙且生意最好的两个换季时间——3月份和年底两个月。
2022年11月6日晚上，隔离的通知来到了她所住的楼栋。为了满足大量纺织从业者的居住与生产需求，康乐村的握手楼被隔断成各种各样的户型。那天下着小雨，她靠在窗口询问上下楼的邻居，发现原本说不走的租户也决定要离开了。她和丈夫商量后急忙收拾了换洗衣服。
这晚李红和丈夫还是没走成，在巷子里等了七八个小时后被告知没车没酒店了。她和丈夫一直等到凌晨4点才放弃回了出租屋。不过，那时她已不想再留在康乐村了，害怕后面没人来管他们。
在滴滴答答的屋檐底下，有个四五岁的孩子裹着妈妈的毛巾睡着了。她看着这孩子在她身旁睡着。李红说，她只想回家了。
喝水、打吊瓶而不是布洛芬
对于大部分康鹭片区居民来说，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概念，就像对他们广州的理解一样，即使长期身在其中，却是茫然与模糊的。
徐小佳和丈夫都来自广东东边的河源，两人是同村的。他们租住在康乐村也近10年了。除工作外，他们的闲暇时间极少，依靠超长时间的工作维系家庭运转，供养在老家的父母与小孩。
他们为数不多的活动是去珠江边散步，而广州地标“小蛮腰”就在珠江对岸，散步时LED灯光能把他们的脸打亮，但他们不会去实地参观，因为根本没产生过这个想法。
他们在老家河源了买房，月供3000元，加上父母孩子的生活费，一个月没一万花销下不来。在康乐村，他们租住与经营的店铺在复杂的巷道旁，五步能走完整个铺面，生活空间是垂直纵向延伸，他们睡在间隔的阁楼中。他们还养了一只灰黄色的猫，是为了抓窜入家中的老鼠。
在现实中，康鹭片区的制衣厂与散工的模式是看不见的手高效资源调配的“杰作”。十几公里外的十三行、沙河等服装批发市场的老板们早上跨江而来在到康鹭片区附近的轻纺城订好布料，走500米便能拐进康乐村与鹭江村找到合适的制衣厂加工，当晚他们就能取到现货。
高效催使着制衣厂老板与散工们被动性地把工作时间的延长。他们基本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11点，遇到订单高峰期甚至到凌晨一两点。即便像徐小佳和丈夫一样，不是从事直接的制衣工作的，由于同属于这一生态圈，也围绕着这个特殊的生物钟生活。
康鹭片区对岸便是广州地标小蛮腰。
现在回看，在此之前的近三年来，人口密度高度密集的康鹭片区从未爆发新冠疫情也显得不足为奇。他们的最大范围流动是每年的春运往返故乡与广州，与村子“结界”之外的交往有限。
特别是，大部分在康鹭片区的制衣厂老板和散工们获悉相关资讯的渠道仍是被动通过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主动推流或和同属康鹭片区的租户聊天时提及。疫情突然侵入，恐惧是最先滋生的。
那段时间李红睡得不怎么好，她一直在等待隔离转运的消息。有确诊隔离的朋友告诉她，天天喝水就能好，啥事没有。她又听说，有后遗症，具体有什么症状，又说不清，心里乱糟糟的。拿着酒精不停到处喷是她掌握的防疫的最大办法。在后来转运回老家的路上，她还在不停喷酒精。
周边住户陆续被隔离转运后，徐小佳和丈夫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把店铺的铁闸下拉，只留一条空隙，除了睡觉与吃饭，全程都戴着口罩。徐小佳开始每天打开手机关注广州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主动学习了解新冠病毒感染。
他们对疫情的认知是从最后1个月的“小步快跑”放开，与亲友的亲历感染后的讲述而调整的。他们从确诊隔离的朋友口中形成了对新冠病毒感染至痊愈的基本概念：发烧就是感染了，阳了，喝水硬扛，过两天就不烧了，也就好了。
界面新闻探寻与问询发现，部分仍租住于康鹭片区的住户或已提前返乡的制衣厂老板与散工们其发热大多都不超过2天，都基本遵循着前述提及的喝水硬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概念。至于该什么备药，感染后该吃什么药，这也通常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生活规划中。
后来，布洛芬等退烧药的紧缺蔓延也至康鹭片区内。不过，这并没有在康鹭片区内形成新的恐慌。
徐小佳是在康鹭片区的租户内，为数不多提前从网上购买了布洛芬退烧药的人。不过，对于如何正确用药她又有点迷糊。放开后，她很快就发热了，但她没有考虑到买抗原来确定是否真的感染了新冠病毒。
发热当天，她没有测量体温度数就马上吃了布洛芬，感觉没什么效果甚至觉得身体发冷，她又不敢吃了，最后狂喝了2天水便没再发热了。
提前返乡的李红与周强也在放开后很快就出现了发热症状。他们也都没有想到要做抗原检测确定是否为新冠病毒感染，像治疗感冒一样，实在忍受不了就跑到村里的卫生院吊吊瓶。
回去了又回来，还不是因为生活
实际上，不少人在返乡后，为了生计又回到了康乐村与鹭江村。吴万梁（化名）便是其中之一。他也来自湖北，初中毕业后，按着学一门手艺的思想，进入了纺织行业。他去过北京、泉州，靠着“老乡带老乡”的传统，2018年来到康乐村开制衣厂，把此前打工赞的积蓄都压在了这里。
返乡后，他接到几个客户的需求，考虑到孩子的读书与家庭开支，去年12月中旬他就带着妻子买车票又回来了。他的制衣厂租在康乐村某栋握手楼的最顶层，屋顶是房东拿铁皮临时搭建的。顶楼的房租最便宜，一个月一万左右，但夏天不开空调根本呆不下去，人坐着踩缝纫机，汗却能一直往下流。电费1.5元1度，每个月光电费也得交小几千。
晚上9点吴万梁的制衣厂仍在赶工。
在广州结束转运隔离后，李红也重新收到几个订单需求。她在心里算了一笔帐，扣除房租、工钱、水电，觉得接下这个几个订单，不如提前回家更划得来。在疫情期间找李红下单的客户更谨慎了，她也不敢备货，有多少做多少，怕遇上封控货发不出去。
现在留在康乐村与鹭江村的散工不多，一个散工一天就得给600元，手脚快的能给到更高。吴万梁说，折返广州这阵子实际上没挣钱，主要是为了留住客户，为明年开年提前做准备。再过几天，吴万梁又会返回湖北老家过年，但他又有点不敢回家——没挣到钱呀。
胡颖（化名）就是被高工资吸引的，返乡后又折回康乐村与鹭江村的散工。她来自湖南，不到30岁，抱着暂居在康鹭片区、尽量多挣钱的心态在康乐村工作。她不是康鹭片区的常驻者，此前进过工厂，来康鹭片区打工也是看当前自身的经济情况，甚至是随着心情。她觉得这里较为自由的环境更适合她。
在康鹭片区，散工们可以拥有自主选择工作与安排工作的权利，不必依附于常规工厂苛责的规范和制度，更主要的是，在这里他们不会存在被工厂压扣工资的风险。不过，在自由的背面是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障在这里的完全缺席。被问及是否会对未来有担忧，胡颖觉得这个问题很搞笑，日子都是一天天过能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康鹭片区的制衣生意因2008年金融危机，已从最顶峰期滑落，出现了明显的“淡旺季”之分。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原因便是国外的订单数量再逐渐减少，但国内需求又无法完全填补外需不足的缺口。
处于最上游的布商陈文都感受最为明显。在此之前，他工厂里的织布机一年四季轰鸣声不间断，布料一批批的被织出送往全球，其中美国市场占最大头。他说，他最喜欢和美国人做生意，因为换算汇率后美国人仍觉得中国的商品物美价廉、远超预期，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不杀价。
这种影响直接也传导到了下游，周强感知到了这种明显的对比。他发现制衣厂里的订单少了，做长工不如打零工划算。金融危机后，许多制衣厂老板们突然发现，在季节更替的间隙出现了订单数量急剧减少的情况。若制衣厂没有利润来源，也就无法负担长期工人的工资。康鹭片区独特的“短工计件”模式也因此再度演化巩固。
疫情加剧了这种影响。据周强介绍，这轮疫情之前，一个招工老板通常被十几个人围着问价，但如果给的工钱不划算，问价的散工又会一哄而散。这类矛盾经常让康鹭片区经因“招工难”被报道在本地新闻，此后又被自媒体摘取部分片段出现在全国公众的视野中。
夜晚的招工街，街边商铺也早早关门了。
不过，来康乐村和鹭江村打拼的制衣厂老板与散工们就不会想这么远。对于行业未来的预期，李红与吴万梁也讲不清楚，但觉得肯定不会比疫情封控时更糟糕了。
康鹭片区城中村违法建设拆除计划不绝于耳。回到康乐村后，吴万梁就一直在忧虑他的制衣厂是否属于被拆除的范围内，不过，他自己也嘀咕，“担心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被拆了30万的设备投入打水飘了。”
2021年，康鹭片区表决同意更新改造计划，拟2023年底前安置房开工建设，2025年底前基本完成安置房建设。到了2022年10月，广州海珠住建局表示，康鹭片区的改造项目有序推进，正开展片区策划方案编制等前期工作。实际上，早在2019年初，广州市政府就表示正在研究中大纺织商圈相关产业将向清远疏解。不过，徐小佳说，当时附近不少老板听到相关消息跑到清远买房，结果至到现在一次也没住过。
最后，这里为家吗？走访接触询问的每一个康鹭片区的租户都肯定地作出了否认。他们清楚，这里只是为了讨生活而寻找的一个落脚点。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散工，他们的地域认同与情感归属仍在故乡。
徐小佳和丈夫甘生还是很感谢这里。在这里奋斗时光，帮助他们在老家河源买下了一套房。他们每年过年都会回去，他们的父母与孩子在那，那是他们心里真正认同的家。
不甘心的李红、吴万梁来年也都还会回到康乐村与鹭江村的制衣厂打拼，以抚养在老家的孩子或维持家庭开支。
周强则可能会早些从湖北老家往回赶来，抢在其他散工到达前，在招工街上多接一些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