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前几天，德国警方挫败了一起极右翼的政变阴谋，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拘捕了多名密谋者。虽然这些极右翼分子企图依靠政变来复辟德国皇室的主张听起来不太靠谱，但他们在武器和人员方面的准备是认真的，甚至拉拢了不少前军方人员。

虽然这场未遂政变，让人有种梦回二战前魏玛共和国的感觉，但其实放到当下一点也不奇怪。极右翼势力本来就是当今欧洲各国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很多极右翼势力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各国精英当中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出现什么政变企图也只是时间问题。

那么对于发展壮大的极右翼势力该如何处理呢？欧洲各国也没有什么统一的好方法，有的选择严防，有的选择放任。而比利时是一个特例，这个国家同时展现了对待极右翼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通过梳理比利时极右翼的历史，相信会对读者理解欧洲的极右翼问题会有所启发。

首先讲一下背景。比利时这个国家主要分为南北两个大区—北边说荷兰语的佛兰德斯（Vlaanderen），和南边说法语的瓦隆(Wallonie)。这两个区域虽然制度相同，但因为历史原因，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都差异很大。布鲁塞尔作为首都是双语地区，但也基本是法语主导，文化也更偏向南部。在几轮联邦制改革之后，两个地区都分别拥有各自的议会和政党，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当两个国家来看了。顺带一提，他们的足球队内部交流往往用英语，以示公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比利时的南北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在南边的瓦隆大区，从二战以来，极右翼政党几乎没有任何空间，最成功的时候得票率也基本是个位数。新纳粹团体也是一直处于边缘状态，掀不起任何风浪。考虑到隔壁文化相近的法国，都有着勒庞和国民阵线的成功故事，在欧美极右翼民粹近年来风生水起的大背景下，比利时瓦隆大区可以算是一股“清流”了（相对来说）。清流到瓦隆的极右翼经常性地混不下去，只能往北边的佛兰德斯求援。

但是在北边的佛兰德斯，那就是完全相反的状况了。该地区极右翼政党“佛兰芒利益党(Vlaams Belang，VB)”几十年来一直是全欧洲最强势的民粹极右翼政党之一。在2019年的选举中，他们拿下了18.6%的佛兰德斯选票，成为佛兰德斯第二大党。强势的表现让佛兰芒利益党的年轻党首汤姆·范赫里肯（Tom Van Grieken）甚至得到了国王的接见，从而打破了1936年以来比利时国王从不接触极右翼的传统。

前面是范赫里肯，背景是菲利普国王

而佛兰德斯的极右翼，跟新纳粹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佛兰芒利益党明面上都说要跟纳粹划清界限，但实际上跟新纳粹拉拉扯扯眉来眼去也是很常见的。这属于欧美社会正常现象，没啥可多说的。

值得多说的是，当前佛兰德斯的绝大多数极右翼，如果往前追溯，实际上就是二战时期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比利时法西斯政党的直系继承者，与其说是新纳粹，不如说是老纳粹从来没有灭绝。

比如佛兰芒利益党和其他佛兰德斯极右翼团体每年举办的“钢铁守夜（IJzerwake）”活动上，你就能看见很多纳粹旗帜大赏。比如下面这位妇女举的就是纳粹时期德国红十字会的旗帜，二战时期参与纳粹的佛兰德斯女性志愿者一般会加入到这个组织。

不过这也不是特别意外，欧洲各国的新一代民族主义极右翼，追根溯源往往都可以追溯到纳粹时期，他们自己也很喜欢把本民族的奋斗史从纳粹时期算起。乌克兰的新纳粹也是这么来的，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与极右翼共存的佛兰德斯

更值得多说的是，佛兰德斯社会对于这些极右翼和新老纳粹，实际上有着极高的容忍度，或者说，他们并不像邻居瓦隆人那样，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他们可以与那些举着纳粹旗号的组织和个人良好共存。

佛兰德斯长期以来一直有着一个传统，就是纪念二战时期佛兰德斯的纳粹通敌者，将他们视为值得纪念的民族英雄而非纳粹战犯。而这样的纪念活动，不只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极右翼参加，甚至是得到主流政党认可的。

1990年，佛兰德斯主流政党“人民联盟（Volksunie）”的主席，时任副首相雨果·希尔茨（Hugo Schiltz），就参加了一个极右翼组织“圣马丁基金（Sint-Maartensfonds）”的活动并致辞。圣马丁基金是一个由佛兰德斯东线老兵和前党卫军组成的团体，其主旨是什么呢？就是为这些前纳粹分子翻案，声称他们是帮助欧洲抵抗布尔什维主义侵略的英雄，而非纳粹帮凶。

圣马丁基金的一张海报，背景是佛兰芒军团的狮子标志，前面则是党卫军的钢盔

而希尔茨身为佛兰德斯的重要政客，公然为纳粹站台，会有什么后果吗？几乎没有，佛兰德斯社会基本没有反应。

简单来说，佛兰德斯社会对极右翼和纳粹这些事情有一种见怪不怪的冷漠。不是说完全没人抗议，瓦隆政党和佛兰德斯少数左派政党都是日常抗议这种行为的，但往往没什么效果。

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所谓的佛兰德斯主流政党，往往也跟纳粹和极右翼脱不开关系。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人民联盟”这个政党，成立于1954年，他们的创始成员们，就包含了大量佛兰德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纳粹通敌者。人民联盟的第一任主席法兰斯·范德埃斯特（Frans Van der Elst）虽然不是前纳粹成员，但却是亨德里克·伊利亚斯（Hendrik Elias）的辩护律师和朋友。而亨德里克·伊利亚斯是谁呢？是二战时期法西斯政党“佛兰芒民族联盟（Vlaamsch Nationaal Verbond，VNV）”的领导人，也是佛兰德斯与纳粹德国通敌合作的重要人物。伊利亚斯在战后被判死刑，但很快被减刑，在1959年因健康原因被释放。

1943年伊利亚斯在一场集会上

虽然“佛兰芒民族联盟”因为通敌而在二战后被解散，但是“佛兰芒民族联盟”的前成员们，包括那些被军事法庭定罪过的通敌者，仍然活跃在政治一线，不光成立了各种极右翼组织，也积极地加入到了主流政党当中。而他们最多的去处，就是人民联盟。不光人民联盟的创始人和高层当中有“佛兰芒民族联盟”的身影，就是在地方基层，很多当地党组织也几乎都是由“佛兰芒民族联盟”前成员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控制的。

所以曾经有人指责人民联盟是一个“黑色”组织（黑色是用来形容比利时通敌者的词汇），人民联盟对此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自家杂志上回应道：“不要觉得我们会抗议，亲爱的读者们，‘黑色’可是正在成为一种荣誉称号……”

当然，从1960年代开始，人民联盟为了融入主流加入政府，逐渐地也在回避这些敏感问题，软化极右翼立场。而那些更加极端的成员，大部分是“佛兰芒民族联盟”前成员，就分裂出来，组成了后来的“佛兰芒集团（Vlaams Blok，佛兰芒利益党的前身）”。但人民联盟和极右翼的关系其实一直没有断过，比如正像之前我们提到的，党主席希尔茨仍然会参加通敌者的纪念活动。

也就是说，佛兰德斯社会对于极右翼和纳粹的容忍也从来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一个从二战结束之后就长期存在的老问题。

也就是说，佛兰德斯的通敌者，被定罪的国家民族叛徒，曾经对纳粹德国助纣为虐的那些人……在二战后没几年，就可以重获新生，卷土重来，甚至走上佛兰德斯的重要领导岗位。

即便我们都知道纳粹余孽在欧美从未被真正清算，但佛兰德斯的状况也仍然太过离谱。哪有这么快洗白叛国者的？清算上哪儿去了？

那就得从二战后比利时对通敌者的清算说起了。

二战后的清算，以及对清算的双重集体记忆

二战后，比利时政府就和其他国家一样，严厉地惩罚了与纳粹合作过的叛国者，枪毙了一批，关押了一批，流放了一批，罚款了一批，最后剥夺了一大批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这没什么，但对于这个战后清算，瓦隆和佛兰德斯有着截然不同的集体记忆。

对于瓦隆社会来说，战后清算就是一个伸张正义的过程，纳粹余孽不值得同情，战后清算标志着英勇的瓦隆人民在抗击邪恶纳粹德国的最终胜利。

但对于佛兰德斯来说，问题就有些复杂了。在很多佛兰德斯人的集体记忆中，善恶的定性是颠倒的：战后清算是比利时政府对佛兰德斯民族的迫害；而二战中通敌者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反而是为了佛兰德斯民族争取自由。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里又得先说回到自比利时建国以来，佛兰德斯和瓦隆的矛盾。比利时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南部经济和文化更为强势的瓦隆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佛兰德斯即便人数占优，但却一直没有自主权，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民族矛盾。所以从19世纪开始，佛兰德斯人民就有争取独立和主权的一系列民族主义运动。

不过佛兰德斯民族运动，也分温和派和极端派。“佛兰芒民族联盟”这样的极端派，就是信奉法西斯主义思想，不惜借用纳粹德国的力量，也要颠覆比利时政权，实现佛兰德斯的独立。所以当德国占领了比利时，这些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自然也就借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机会，和纳粹德国合作了。而这样一来，也就将佛兰德斯的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纳粹分子、通敌者这几个群体概念直接融合绑定在了一起，基本可以相互指代。

当然啦，“佛兰芒民族联盟”之流，跟这世上绝大多数卖国者一样，卖国的理由总是找得很美好，实际做起来不外乎那些镇压反抗运动、抓捕犹太人之类的肮脏事。至于佛兰德斯独立，德国人不给，他们也不敢要。而从一开始大家都明白，德国人显然没有任何把佛兰德斯吐出来交给民族主义者的想法。

“佛兰芒民族联盟”还把很多佛兰德斯人被送到了东线送死，这是安特卫普民众向开赴苏德前线的佛兰德斯人告别

不过，即便“佛兰芒民族联盟”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其实支持他们的人只是极少数。绝大部分佛兰德斯民众并不想被他们代表，更不想支持纳粹德国对比利时的占领。但是无论如何，“佛兰芒民族联盟”试着举过这个争取民族独立的大义名分，就给他们日后的舆论翻盘打下了一个基础。

而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比利时政府回归，自然要扫清纳粹德国留下的治理痕迹，清算曾经与纳粹合作的卖国者。

但是，战后清算这件事情，本身就免不了引起民怨。比利时政客和官员们不是道德高尚的圣人，主持战后审判的法官们也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腐败、扩大化、冤假错案……这些问题在世界各国的战后清算中都会出现，比利时也没有例外，那么比利时民众自然就会质疑比利时政府的公正，以及清算的正义。

虽然实际定罪的投敌者，即便按最大的范围算，也不到一万人，只占了人口的极少数，但是他们是有家人有社会关系的。当他们被关押，被流放，被罚款，被剥夺社会权利和地位的时候，影响的不只是自己，还有自己的亲朋好友。这就是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人口群体了。

而比利时政府做的更不明智的一件事，就是把众多投敌者及其家属集中到一起关押。这不光带来更多的怨恨，同时也给了这些人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机会，反而让这些投敌者形成了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加强了他们的力量。

比利时政府也很快反应过来，觉得将一群仇恨政府的人聚集起来是给自己找麻烦，没过几年就改变了清算思路，放弃了单纯的镇压，专注于让这些投敌者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1944年比利时解放，通敌者被逮捕

所以如果单纯看战后清算的结果，实际上比利时政府的刑罚并不算非常严苛，除了少数人被执行了死刑或者长期徒刑，绝大多数的投敌者都在几年内被释放，原定的罚金也只收了大概十分之一。

但是实际的结果是一方面，给民众带来的感受又是另一方面。而在这个时候，瓦隆人民和佛兰德斯人民的集体记忆，就开始出现偏差了。瓦隆人民只记得了清算的正义性，而佛兰德斯人民却记住了清算带来的怨恨。

佛兰德斯的投敌者，虽然在数量上和瓦隆的差不多，但其中的构成却有很大差异。绝大部分瓦隆的投敌者，大多数出于利益或者被逼无奈与纳粹德国合作，真正信仰纳粹愿意为纳粹卖命的人不多。所以在战后镇压中，这些人本来就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什么好事，大多也就甘心认罪。

而佛兰德斯的投敌者，正如刚才所说，很多人是抱有民族主义动机的，很多人相信自己所作所为皆为正义，自然就更加反对清算。

更重要的是，佛兰德斯的投敌者，特别是“佛兰芒民族联盟”成员，很多人是当地精英，比如官员、商人、知识分子……这些精英阶层在佛兰德斯的投敌者当中的比例远高于瓦隆。而越是精英阶层，在清算中就跌得越疼，心理上的落差就越大。

所以从各方面看，佛兰德斯的投敌者，他们更有理由去怨恨清算，更有动机去影响佛兰德斯的集体记忆，将自己描绘成战后清算的受害者，而非二战罪行的加害者。

但是问题来了，佛兰德斯的投敌者，即便算上被清算所扩大化的群体，也仍然只是佛兰德斯的一小撮人，他们是怎么去影响整个佛兰德斯社会的呢？这就要说到他们的能力和手段了。

岁月史书如何修改集体记忆

正如我们刚才说的，佛兰德斯的卖国贼们，有更多的精英，其中包括了不少知识分子，那他们的声音就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更有能力去影响舆论。而这些人找到的切入点，就是佛兰德斯民族主义。

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中有一批极端派选择了与纳粹德国合作，那么比利时政府的清算对象中，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的比例自然就会很高。但是在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看来，他们和比利时政府素有恩怨，战后清算就不是在清算投敌者，而是在针对佛兰德斯民族这个整体。

佛兰德斯的通敌者被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

而我们又知道，在比利时政府清算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冤假错案这些不公正的现象。那么只要把一切清算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比利时政府意图镇压佛兰德斯的阴谋，自然会激起民众的民族主义热情。

按照这个思路，佛兰德斯的纳粹合作者们在战后数年就出版了大量的书籍和报刊上的小作文，主要内容就是控诉比利时政府在战后如何无情地镇压着无辜的佛兰德斯人民，至于他们自己做了什么，是不是真能代表佛兰德斯人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毕竟情绪煽动到位了，舆论阵地占领了，即便佛兰德斯人民一开始不信，说得多了也不免动摇。更何况这些控诉当中也不乏真情实感和现实情况，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当然，这也是废话，当年纳粹控诉魏玛政府的时候，也总能找到根据。

而比利时政府想要回应这种情绪，确实极为困难的。即便当时和后世的比利时史学家，都在查阅了档案计算了数据之后，认为比利时政府的清算并没有针对佛兰德斯，但架不住投敌者们的小作文写的好。专业的史料和数据在传播能力上是远不如生动活泼的情绪和案例的，前者在舆论上就已经输了。

比如当时佛兰德斯的通敌者们经常拿来写小作文的一个典型，就是被比利时政府枪决的艾尔玛·拉普拉斯（Irma Laplasse）。拉普拉斯的丈夫是“佛兰芒民族联盟”成员，儿子是佛兰德斯纳粹青年团成员，但她自己并没有属于任何组织。她被判处死刑的罪行，是因为她背叛了抵抗组织向德国人告密，导致了七名抵抗组织成员的死亡。

从拉普拉斯被处决开始，通敌者们就将她塑造成了一个被比利时政府冷血杀害的无辜母亲，一个完美的烈士。她的故事传遍大街小巷，她的家人被请到佛兰德斯年度集会上讲话，与佛兰德斯极右翼关系密切的学者们出版了书籍直接质疑死刑判决的公正性，认定拉普拉斯根本就是被冤枉的。

一场佛兰德斯民族主义纪念活动，中间的宣传画是拉普拉斯，左边是二战时期投敌的佛兰德斯法西斯领导人斯塔夫·德克勒克（Staf de Clercq）

在压力之下，比利时法院终于在1995年推翻了对拉普拉斯的判决，重新开始审判。1996年，法院充分重审了证据，认定拉普拉斯确实犯下了叛国罪，导致了7人的死亡，但法院将原来的死刑判决改为了终身监禁。也就是说，当初的判决确实量刑过重，但拉普拉斯并不无辜。

可是事实从来就没人在意，她无不无辜，并不妨碍通敌者们将她塑造为“佛兰德斯的贞德”，激起佛兰德斯民众对于比利时政府的敌意，和对通敌者的同情。而当通敌者将清算扭曲成对无辜者的镇压时，他们就成功地将重点从他们自身的罪行，转移到了比利时政府的残酷上。

而帮助通敌者们将这一套历史叙事真正深入人心的，还有分散在各地的极右翼民间组织。这些组织通常由通敌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建立起来，经常打着佛兰德斯民族主义的旗号，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和成立青少年组织，以吸引当地人加入。而很多当地人即便本来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会在亲朋好友的带领下图新鲜加入，逐渐被转化成极端分子，相信那些洗白纳粹反对比利时政府的叙事。

更离谱的是，通敌者们不光占据了民间舆论，甚至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着学术高地。比如“佛兰芒民族联盟”的领导人伊利亚斯，在刑满释放之后就投入到了历史写作当中，甚至还因此获过奖。而他写的佛兰德斯历史，充满了对自己的辩护，强调他们之所以和纳粹德国合作只是一时糊涂，为了佛兰德斯民族解放走上了歧途，并不是真的信仰纳粹。

再比如，作为重要历史工具书的第一版《佛兰德斯运动百科》，其编纂工作也是由曾经的通敌者深度参与的。在百科中，那些与纳粹德国合作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自然都被描绘成了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什么法西斯分子。

直到1980年左右，比利时学术界和新闻界才开始重视研究二战的通敌者和对他们的战后清算这段黑历史，从而逐渐摆脱通敌者们对这一段历史的垄断。但通敌者的叙事早就在民间深入人心，学术界的转向并不能很快转化成实际舆论的转向。民间风向有变，但变的不多。

所以从上到下，这些通敌者把控住了战后的舆论方向，自然也就可以重新塑造民众对二战的集体记忆。在这样的集体记忆里，抵抗纳粹的佛兰德斯人被忽略了，被这些通敌者迫害的佛兰德斯人被忽略了，只剩下了出于高尚的理想主义与纳粹合作的佛兰德斯人，以及因为信仰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而被比利时政府残酷镇压的佛兰德斯人。

比利时直到今天都存在一种关于二战的刻板印象：瓦隆人在英勇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而佛兰德斯人却积极地与德国人合作——即便佛兰德斯的抵抗运动并不比瓦隆弱。

谁在默许岁月史书？

但是问题来了，佛兰德斯的主流政治势力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他们可以放任通敌者来改写历史呢？因为从一开始，佛兰德斯的主流政治势力，特别是右翼，就一直觉得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不是什么威胁，而是可以利用的力量。

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总结和清算历史的优先级，永远排不上眼前的事务。对于比利时各大政治势力来说，二战的结束和国家的重建，意味着新一轮的政治斗争即将展开。当左派政治势力意图利用战后清算来削弱右派力量的时候，右派政治势力也做着相同的盘算。

比利时的传统右翼政党基督教人民党（Christelijke Volkspartij，CVP），从历史和意识形态上和佛兰德斯民族主义是有接近的。佛兰德斯的极右翼和主流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和温和民族主义，并没有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勾连的。很多时候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温和民族主义者，其实都是亲朋好友，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关系。

比如比利时前首相莱奥·廷德曼斯（Leo Tindemans）就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廷德曼斯和“佛兰芒民族联盟”的编辑海克特·德布劳内（Hector De Bruyne）曾经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相互之间有一些交集。当比利时被解放之后，德布劳内为了避免清算，曾经在廷德曼斯的宿舍逃亡过一段时间，廷德曼斯甚至还为德布劳内在法庭上作证辩护。当然，最后德布劳内还是被判处了通敌罪，但没有服满刑期就被释放了。而德布劳内一出狱就很快回归了政治舞台，组建了新的激进民族主义政党，最后加入了主流的民族主义政党人民联盟。当人民联盟与基督教人民党在1978年共同组阁的时候，时任首相廷德曼斯与德布劳内又重聚了，这次德布劳内被分配到了贸易部长的职位。

廷德曼斯在回忆录里相信德布劳内不是什么坏人，只是一个被误导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德布劳内自己呢，直到去世前还跟亲朋好友坚称，与纳粹通敌合作根本就没有错。

德布劳内现在还在安特卫普地方的网站上被列为当地名人，也并不避讳他曾经参与“佛兰芒民族联盟”的黑历史

但无论如何，廷德曼斯的态度就是很多佛兰德斯主流人士对待通敌者的态度，只是一些犯了小错的同胞，改过自新就好了。这个态度当然是有道理的，毕竟对于通敌者也总是有改造的空间。但是呢，至于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改过自新，似乎就不是他们关心的重点了。

所以当纳粹通敌者们宣扬自己的无辜，要求推翻战后清算的时候，佛兰德斯主流右翼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甚至很多人在心理上也是同情这些人的。

于是，当战后的极右翼和极端民族主义者被清算，那么他们的家人和同情者的选票，自然是主流右翼近水楼台先得月。为了争夺这批选民，基督教人民党一方面直接吸纳了一批“佛兰芒民族联盟”成员，另一方面也在支持通敌者无罪的历史叙事，鼓吹对通敌者的宽大处理。

就这样，在主流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之下，通敌者们迎来了第二春。有的改头换面跻身主流政党，有的自建组织在当地宣传推广极端民族主义，总之不会遇到多少阻力。

于是通敌者们自身政治势力的增长，和他们的历史修正主义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通敌者们越是参与政治，越是可以推广他们的小作文，攻击比利时政府的清算，将自己洗白；而他们越是把自己洗成白莲花，就越能减少他们复出的阻力，增强他们的政治势力。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今天佛兰德斯的极右翼和新纳粹登堂入室，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本来就是和二战前的法西斯一脉相承，从未断绝。这里不是说佛兰德斯社会到处都是纳粹，或者说他们都相信通敌者是什么好人，大部分人对此的态度就是不关心无所谓。反对极右翼的人当然有，做得太过的新纳粹也会被制裁，但这并不影响极右翼在佛兰德斯发展壮大的整体进程。

瓦隆的“防疫封锁线”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佛兰德斯的极右翼这么强势，按照常理来说，怎么都要有些外溢效应。瓦隆又是怎么做到，将极右翼一直隔离在主流之外的呢？这要从瓦隆政党和媒体的“防疫封锁线（Cordon Sanitaire）”说起。

“封锁线”是世界各国用来隔离极右翼的常规手段，这个词来自法语的防疫封锁线。顾名思义，这个策略就是把极右翼像疫情一样隔离起来，不与他们接触，保证主流政治的安全。这个东西佛兰德斯也有，但他们的做法仅仅是各政党相互约定，永远不跟极右翼政党组阁，仅此而已。除此之外，佛兰德斯各主流政党对待“佛兰芒利益党”的态度都和普通政党没有太大差别。这也是“封锁线”策略在大部分国家的实际操作。

但瓦隆的“封锁线”，比佛兰德斯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都要严格得多。一般的封锁线，也就是拒绝极右翼加入政府，但瓦隆的封锁线，是直接禁止主流政党与极右翼有任何互动。不光不能支持那些极右翼政党的提案，也不能与他们谈判，甚至在大选中与他们辩论都不行。根据瓦隆政党的理念，与极右翼互动，不管是以何种形式，都是在给极右翼增加曝光，正当化极右翼的存在。因此一个有效的封锁线，必须禁止这样的互动。为了规范化这一封锁线，瓦隆各政党在1991年共同签署了“民主宪章（Charte de la démocratie）”，并每隔几年更新一次，加入更多的政党，细化更多的规定。

而为了配合政党的封锁线，瓦隆甚至在媒体上也有相同的封锁线。根据管理瓦隆媒体的“视听媒体最高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 de l’Audiovisuel）”的规定，在大选期间，任何媒体都不得为“与非民主政党和运动相关联的组织和个人”提供平台。也就是说，媒体不能去直接采访报道极右翼，不能为极右翼提供宣传平台，不得为极右翼展示电视辩论，一切对极右翼的报道都要严格遵循一系列审查规范。

瓦隆的极右翼政党对于这种媒体封锁肯定是不乐意的啊，于是每年都上法院控告媒体侵犯言论自由，认为媒体的审查违反了欧洲人权理事会的“非歧视”原则。但是瓦隆法院也不惯着他们，直接在1999年裁定媒体有权决定自己的审查标准，将瓦隆媒体的“封锁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对于瓦隆的政客和媒体人来说，他们大多是支持针对极右翼的“封锁线”的。他们的逻辑非常简单：政党是在民主条件下存在的，如果极右翼支持反民主的理念，那就是扛着红旗反红旗，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呢？

在这样的意识下，瓦隆媒体不光审查本地区的极右翼，甚至在报道国外极右翼的时候也有诸多限制。比如隔壁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瓦隆媒体就从来不去采访，甚至连2017年法国大选时勒庞和马克龙的辩论，他们都要延迟两分钟再直播。

相比之下，出于历史和社会原因，佛兰德斯的政客和媒体人对于瓦隆的这种封锁线往往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觉得如此封锁民选的政党和政客显然有违民主原则，最好的方法应该是直面他们的挑战，与他们辩论，而不是直接封杀。所谓让极右翼说话，天塌不下来。

不过正像刚才提到的，本来佛兰德斯的主流政客跟极右翼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眼馋极右翼的选票，他们到底是真的出于言论自由考虑，还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我不好说。至少从极右翼的蓬勃发展来看，似乎佛兰德斯没人能辩倒他们。

其实瓦隆政客和媒体也曾经是对极右翼网开一面的。80年代瓦隆极右翼政党“比利时国民阵线”兴起的时候，他们的成员也曾经上电视，和主流政党交流和辩论。但后来瓦隆的政党和媒体发现，把极右翼邀请来辩论，他们只会复读自己的纲领，说些有的没的，根本不进行理性讨论，那辩论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把自己拉低到和他们一个水平线上？认真就输了，不如直接把这些不好好说话的人屏蔽算了。

左边是比利时国民阵线的标志，右边是法国国民阵线的标志，后来勒庞甚至把不争气又喜欢抄袭的比利时同行给告了

于是从90年代开始，瓦隆的政党和媒体对于针对极右翼的封锁线有了充分的共识。这种封锁当然是有代价的，想要封锁极右翼，就必然会出现与之相关的腐败和滥用权力，就必然会封锁也许本不该被封锁的言论和信息。但瓦隆社会的整体仍然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也就将封锁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瓦隆社会在战后的严防死守

当然，瓦隆也有人质疑或挑战过封锁线的原则，但并不影响社会共识。而之所以瓦隆社会能一直坚持这些隔离和封锁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于二战时期的极右翼带来的危害，有着另一种历史记忆。

其实瓦隆地区与纳粹德国合作的通敌者，比佛兰德斯的那些民族主义者还有名。他们就是莱昂·德格雷勒（Léon Degrelle）所带领的“雷克斯党（Rex）”。雷克斯党的核心是一群是缝合了极端天主教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的年轻人，很多人是记者出身，非常擅长营销和写小作文攻击政府。在他们的青春风暴之下，雷克斯党第一次参加1936年选举，就成为了全国第四大党，震撼了比利时政坛。

而德格雷勒在与纳粹的合作中也是颇为亮眼，亲自上东线作战，还接受了希特勒的嘉奖。战后德格雷勒逃亡西班牙，在1994年去世之前，一直都是欧洲新纳粹的精神领袖之一，和法国的勒庞等人关系密切。

得到希特勒嘉奖的德格雷勒

但是德格雷勒和雷克斯党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在瓦隆地区，像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那样，为自己翻案呢？不是说他们很多人本来就擅长写小作文吗，怎么这次没有办法岁月史书了呢？

一方面，从小作文的需求角度看，瓦隆社会就很难认同通敌卖国的行为，你小作文写得再好，没有市场也是白搭。

瓦隆社会不是没有认同极右翼和纳粹的土壤，但他们作为比利时的主导者，对比利时的爱国之情往往会压倒对德国侵略者的认同。而雷克斯党人在纳粹的合作中越是亮眼，瓦隆社会只会越记得他们对比利时人的迫害。德格雷勒越是被新老纳粹奉为楷模，瓦隆社会就越会把他看成耻辱的卖国贼。

佛兰德斯的战后记忆之所以有着塑造空间，是因为他们由于历史矛盾，一直纠结在比利时的国家认同与佛兰德斯的民族认同之间，所以对于通敌者试图依靠纳粹天兵解放佛兰德斯的说辞，抱有一定程度的认可。

但是对于瓦隆社会来说，他们的定性从战争一开始就决定了，纳粹德国就是邪恶侵略者，与纳粹德国合作的一切瓦隆人都是卖国贼，战后针对他们的清算就是伸张正义，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

通敌即是邪恶，清算即是正义，这是瓦隆社会在战后很早就建立的共识。对于瓦隆社会来说，“雷克斯”这个词就等同于纳粹这类的负面词汇，没人想碰。那么如果通敌者们从一开始的名声就臭了，他们写的小作文再好，再去控诉自己多么无辜，清算多么残酷，也很难打动受众。

而另一方面，从小作文的供给角度看，瓦隆社会也一直在压制和屏蔽来自德格雷勒和新纳粹分子的舆论宣传。虽然雷克斯党有很多年轻人和媒体界人士，但他们与传统的瓦隆精英关系并不密切，没有主流势力想要容忍他们或者利用他们的同情者。而二战后在瓦隆地区占优势的左派政党，更是对于雷克斯党的复兴抱有极端警惕的态度。

所以当雷克斯党的残余人员和新纳粹合流，想要在瓦隆地区重新活动的时候，基本总是要面对政府的打压和监视。如果你要想宣传雷克斯党的思想，持有德格雷勒的著作，散发鼓吹新纳粹意识形态的小册子，那不好意思，法庭见，而且你会输。

比如德格雷勒的跟班让罗伯特·迪鲍（Jean-Robert Debbaudt），1975年就因为编辑和传播德格雷勒的著作而被判刑。1983年，还有一位试图出版德格雷勒著作的出版商被布鲁塞尔法庭定罪。法庭的理由是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公共秩序”，德格雷勒的著作不在言论自由权利的保护范围之内。而这位出版商在被法庭定罪之后试图上诉到欧洲人权委员会，仍然吃了个闭门羹。

至于德格雷勒，比利时政府从战后就一直积极引渡他，并且专门出台法令规定他这样的通敌者一旦踏入比利时境内即刻逮捕。而在1994年德格雷勒死后，为了对德格雷勒的影响斩草除根，比利时政府甚至光速出台了一项法令，直接禁止转移德格雷勒的遗体到比利时境内。不知道雷克斯党人看到“佛兰芒民族联盟”的领导人们又可以出书又可以被风光大葬是什么心情。

佛兰德斯人在“佛兰芒民族联盟”领袖德克勒克的墓园举行纪念仪式

德格雷勒尽管在欧洲的极右翼和新纳粹团体中呼风唤雨，但在他的祖国比利时，基本没有任何声音。一直试图复兴雷克斯党恭迎德格雷勒回国的迪鲍，甚至只能跑到佛兰德斯去搬救兵，因为瓦隆没多少人搭理他们。

在这样的严防死守之下，瓦隆地区的集体记忆并不会因为任何通敌者的小作文而受到干扰。直到今天，瓦隆地区不光没有人为雷克斯党这些通敌者翻案，对于佛兰德斯政党提出的大赦通敌者的提案，也每次都会被瓦隆政党集体反驳回去。

佛兰德斯政党的理由是，这段黑历史应该翻篇了，我们讨论大赦通敌者，也是给比利时的历史和解铺路。而瓦隆政党的反驳理由则是，你们大赦通敌者，免去他们的罪过，那就是把那些加害者和受害者相提并论，把追随纳粹的战犯和抵抗纳粹的英雄相提并论，这像话吗？

其实这不是说瓦隆的政党和民众真的非常了解二战历史，但是社会上关于正邪的史观已经完全固定，他们即便不了解历史细节，也知道任何极右翼和新纳粹都是不可接受的敌人，任何为他们翻案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制裁。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比利时根特大学为了研究关于二战的集体记忆，试图采访一批通敌者的后人。佛兰德斯地区的通敌者后人往往会非常积极地参与采访，甚至愿意真名出镜，认为是个自证清白的机会；而瓦隆地区的通敌者后人呢，往往都把这段历史视为耻辱，既不愿意接受采访，更不愿意透露姓名，以至于根特大学最后都没找够样本量。

这就很能说明两个地区的历史态度差异了。

而瓦隆地区的这种将极右翼视为无可置疑的邪恶的历史记忆，使得整个社会面对极右翼威胁的时候，能形成一种从上到下的封堵极右翼的共识。所以瓦隆社会一方面几乎清零了以雷克斯党为首的老一代纳粹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将新一代的极右翼和新纳粹隔离在主流之外。

共存和隔离，又有什么大不了呢？

当然，极右翼和新纳粹在比利时南北的不同命运，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社会因素，并不是我在这里用一种叙事就能简单地说清楚的。但这里我们还得回归一个基本问题：佛兰德斯社会与极右翼共存，又有什么问题呢？瓦隆社会是不是过于大惊小怪了？

佛兰德斯极右翼自己也有话说啊，我们都是民主选出来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人选出来就表明我们反映民意诉求，凭什么打压我们？

但其实民意这个东西吧，佛兰德斯和瓦隆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表现出来的声音和实际上的民意也不是一回事。从历年的民调上看，佛兰德斯民众没有比瓦隆更加“右”，瓦隆民众也没有比佛兰德斯民众更加“左”，说起来每个蛋都是有缝的。之所以佛兰德斯和瓦隆的极右翼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并不是佛兰德斯民众更右，而是战后上层精英的放任和历史环境的影响。反过来讲，佛兰德斯民众若是真有那么多人相信极右翼的那些新纳粹纲领，那比利时社会环境早就是另一番样子了。

当然佛兰德斯极右翼肯定不承认自己是新纳粹，他们会说自己就是个普通组织，怎么能给我们扣纳粹的帽子，污人清白呢？

比如1998年12月的一次议会辩论上，瓦隆的社会党议员拿着“佛兰芒集团”的小册子，一个个指出来上面的宣传画和纲领有多接近纳粹和雷克斯党。“佛兰芒集团”的党首就当场破防暴怒，说：“我们是雷克斯！我们是VNV！我们是阿道夫·希特勒！你挑一个，是不是还漏了墨索里尼！我们党都是些30岁的年轻人，而不是30年代的那些人！你们就是害怕我们的影响力……”

至于佛兰芒集团的小册子有多像纳粹宣传，当时的左派政党其实给总结了一下：

上图，左边的是佛兰芒集团的宣传画，右边的是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政党的宣传画，到底是不是比利时左派在捕风捉影，大家自己来评判吧。

当然佛兰芒集团虽然嘴上否认自己是搞纳粹和种族主义，最后还是在2004年被法院判定进行了种族主义宣传，必须解散政党。于是佛兰芒集团直接改了个名字，变成了如今的“佛兰芒利益”，缩写都是VB，人都是一批人，唯一的区别，就是象征性地把自己的种族主义纲领收敛了一下。其实纲领还是极右翼的老一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佛兰德斯的文化和种族纯洁必须得到维护等等……只不过他们不会真的提集中营这种解决方案，只说要把移民都遣返回家。

这里有没有合理成分？确实也是有的，不然他们怎么去吸引民众的支持呢？比利时在移民整合上当然有问题。前几天世界杯摩洛哥赢了比利时之后，布鲁塞尔的骚乱又给了佛兰芒利益党一个好机会把移民赶出去。

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些移民来比利时也不是来度假的，归根结底还是来干脏活累活的。把他们赶走了，那些活儿白人老爷们自己又不干，不还是得再找移民“背锅”？而且，极右翼们嘴上说得都很文明，说他们只是响应民众诉求，解决移民的犯罪问题。但实际上，佛兰德斯极右翼分子组织的骚乱，以及针对移民的暴力行为，可并不比移民犯罪少。

比如18年佛兰德斯极右翼为了抗议移民政策，同样在布鲁塞尔引发的骚乱

当然啦，如今新一代的纳粹肯定比原始版本的纳粹危害小，毕竟时代背景都不一样了，想要有当年的那种杀伤力可太难了。所以跟新一代纳粹共存，似乎佛兰德斯社会也没付出多大代价？

但是问题在于，如今的欧美新纳粹之所以还没搞出上世纪那种大事，不是因为他们本性更加纯良，只是在当前各国的压制之下，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而已。在布雷维克杀害七十多人之前，恐怕也没多少人会预见到欧洲极右翼有这种行动力。

同样的逻辑其实放在上世纪30年代也是一样的。当年的德国民众响应纳粹号召，反对腐败无能的魏玛共和国的时候，可没想清楚自己迎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一开始提到，比利时国王2019年大选后接见了佛兰芒利益党的年轻党首，是1936年后比利时国王第一次接见极右翼。那1936年比利时国王接见的是谁呢？就是雷克斯党的德格雷勒，也是一名有为的年轻人。

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在利奥波德三世接见完德格雷勒没几年，二战爆发，比利时被德国占领，德格雷勒投敌，纳粹在比利时建立起四年的恐怖统治。

当然，历史不会简单重现，我也不觉得当前的比利时极右翼真的能和纳粹相提并论。但是每当我看见佛兰德斯的极右翼们组织各种青少年的活动，看着那些孩子们笑嘻嘻地挥舞着参与种族灭绝的标志和旗帜，将纳粹战犯当成民族英雄来纪念，还是有点膈应。

一群佛兰德斯青少年准备护送纳粹时期佛兰芒军团的旗帜

你看人家德国同行们都已经开始搞未遂政变了，以佛兰德斯极右翼当前的组织度和影响力，像二战前一样，学习借鉴邻国“先进”经验，其实真不是什么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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