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4日，北京，德国总理朔尔茨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人民视觉 资料图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在此背景下，德国总理朔尔茨于11月4日访华。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的首次造访，他也成为新冠疫情发生后来华访问的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他的这次访问备受瞩目，并受到了许多西方舆论的质疑和指责。在上述背景下，朔尔茨执意访华的目的何在？这次访华成果到底如何？访华之行会否最终冲击德国内政？从长远来看，德国乃至欧洲的对华政策趋势究竟如何？
围绕上述问题，“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及特邀嘉宾进行了深入探讨。
“复旦欧洲观察”学术共同体部分成员（排名不分先后）：
简军波：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马斌：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
彭重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姚旭：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张亚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特邀嘉宾：
陈弢：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朔尔茨访华动力是经济还是政治？
简军波：朔尔茨出访中国前在《法兰克福汇报》所写文章很好解释了他的访华动机。尽管我们不赞同他的一些观点，但他的文章写得很坦率。不能认为他只是带着经济目的而来，他顶着国内外巨大压力来访有多重目的。当然，在欧洲能源危机下，他受到国内制造业等企业集团要求其助力开拓中国市场的强大压力，尤其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国内一股鼓噪和中国经贸“脱钩”的逆流甚嚣尘上，若任由这股逆流上涨，可能会摧毁现有中德经贸互赖关系，这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德国不能承受的后果。朔尔茨“悖逆”内外大量呼吁执意访华，反映出他在经济上的远见卓识。
但同时，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国际关系“集团化”迹象不为欧洲和德国所乐见。欧洲和德国倾向于追求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多元化，致力于实现欧洲“战略自主”。因此，与中国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政治领域“脱钩”不符合德国对外战略，而加强与中国交往是扭转国际关系“集团化”趋势的重要途径，也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种努力。因此，朔尔茨访华不仅出于经济考虑，也出于战略考虑。
马斌：此次朔尔茨访华，支持者强调朔尔茨访华给中德关系、中欧关系稳固与发展奠定新基础，提供新动力；批评者认为朔尔茨追求短期商业利益的行为将损害长期欧洲战略关切和欧盟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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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弢：德国在实行亚洲政策再平衡。朔尔茨访华，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访问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以及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东亚日韩两国几乎同时进行。且施泰因迈尔和贝尔伯克出访停留时间比朔尔茨都要长。而朔尔茨上任后对印太地区的首访是日本。这些迹象都显示，德国外交的亚太战略正在寻求再平衡，不再像默克尔执政时期那样，过度强调中国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也是对2020年夏天发布的《印太战略指针》文件所强调的在印太地区寻找多元伙伴的贯彻。当然朔尔茨能在压力下访问中国，也表明中国在其亚洲政策中依然十分重要。
彭重周：朔尔茨此次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华，是逆中欧近来的政治形势而行。美国在拜登上台后致力于打造“民主国家联盟”，以意识形态强化美欧联系。在德国内部，同属执政联盟的绿党也一直主张对华强硬。在这种内外政治形势下，朔尔茨决意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作为第一个访华的欧洲领导人，同时在访华前还批准了中远集团对汉堡港的投资项目，释放出对华接触和合作的信号，是一个相当具有政治勇气的决定。这反映了德国在乌克兰危机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寻求纾困之道的急迫性。
朔尔茨之前已经访问过中东、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其目的都是为德国经济寻求替代性的合作伙伴。此次访华应被视为德国应对俄乌冲突而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外交行动之一，其根本推动力还是经济因素。
姚旭：从政治和经贸这两个角度观察，中德双方相向而行都有利于解决现在全球范围内日趋严重的地缘政治纷争与产业链供应链危机。尤其在经贸领域，德国在华投资额度显著高于其它欧洲国家，据财新数据，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已占中国接受的所有欧洲直接投资的43%。而中国市场又对德国商业巨头格外重要，占德国车企巨头全球市场三分之一。虽然德国还需要小心翼翼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产业链，但中德经贸与产业合作依然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张亚宁：朔尔茨访华的根本动因除发展经贸关系外，至少乌克兰危机的因素也同等重要。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直接威胁德国的工业基础，使德国经济面临严重的衰退风险。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也使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部的权力地位急剧上升，德国在欧盟内部的领导力面临极大挑战。因此，德国对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发挥更大作用有比较迫切的需求。德国在这两方面面临的压力远超其他欧盟大国特别是法国。这也是朔尔茨婉拒法国总统马克龙联合访华邀约的原因之一。
中德关系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简军波：中德合作空间巨大，尤其在经贸领域。双方若能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开放，将会加速目前互赖关系的发展。从德国角度看，中国在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从中国角度看，德国日益严格的投资审查制度和基于安全考虑的对华投资偏见，及支持欧盟层面在碳关税和环保等领域政策措施的实施，会阻碍中国对德投资的效率和增量。若能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双方在能源、机械制造和加工、医药、高科技和教育、互联互通、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治理与在第三方的合作将有更大合作空间。而且双方都实行经济对外开放政策，这对于共同维护国际经济的开放性提供了动力。
但是，在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欧盟寻求“战略自主”的大趋势下，也要警惕德国在政治和人权等意识形态领域与中国的对抗性因素上升。尤其不应忽视的是，德国在对中国具有“关键性”依赖的产业链上（如稀土、芯片、太阳能等）是否会出现“脱钩”动向。
陈弢：德国政界主流不希望与中国脱钩，只是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包括绿党和自民党在内对华更具批判性的政党也不希望与中国脱钩，但都认为在战略物资上对华依赖太严重。因此，一旦中国或印太地区发生危机，德国经济将受到极大影响。
德国大型工业和科技企业对华态度体现了企业家在艰难时局中的冒险精神，但德国中小企业由于获得政府（经济部）投资担保的困难，以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很难发展和扩大对华贸易及投资。企业界的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中德经济关系长久健康和稳定发展。
朔尔茨在二十大后随即访华体现了他的实用主义和灵活外交立场，德国传统的通过接近促进演变的对华战略已经一去不复返。从他和其政府要员近来的表态，以及即将颁布的德国政府对华战略文件的准备来看，德国政府不会因为朔尔茨访华而改变近年来的对外政策立场。
彭重周：朔尔茨在访华前公开发表了一篇分析和展望中德关系的文章。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德国和欧盟对中德中欧关系的定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这篇文章中，朔尔茨采用了一种务实和灵活的立场，从德国的角度阐述了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对手。
在经济关系上，朔尔茨并没有跟随日益上涨的价值观决定论，而是强调在低风险的经济贸易领域要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而在所谓的高风险领域要减少对华依赖，增加供应链的多元化。在政治关系上，朔尔茨的核心关切是乌克兰问题，并希望中国发挥一定作用。同时他也强调了要避免阵营对抗，不能孤立中国的态度。在全球治理领域，朔尔茨肯定了在粮食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德中欧合作的潜力和重要性。但同时也没有回避在市场准入等问题上与中国的分歧。正如朔尔茨所言，其对中德关系的态度是“在符合双方利益的地方寻求合作”，但也“不会对存在争议的地方避而不谈”。这种坦诚而直接，同时减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的立场对于中德和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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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旭：在保持谨慎乐观的基础上，应认识到德国随后的对华政策将进一步转向务实与灵活。从务实的角度看，强化政治与经贸互信对中德双方而言都是重要利好。中德持续强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与合作应当成为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张亚宁：德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支撑因素为稳定且廉价的能源供给和庞大的国际消费市场。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第一个支撑因素已然不复存在。那么稳定乃至深化中德经贸关系就是防止德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整个国际环境恶化，特别是全球意识形态对抗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德国减少在关键领域的对华依赖也是德国政界的共识。所以德国对华政策将在短期稳定中缓慢转向。与美国相比，德国对华政策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是节奏和力度都有极大不同。
德国影响与中欧关系的未来发展
简军波：由绿党所把持的德国经济部和外交部都在加紧制定对华政策文件，但无论是在经贸领域还是战略领域，德国对华政策会大体限定在欧盟对华框架之内，即对中国有三重定位，这一点也是去年“执政联盟协定”中所规定的。因此，德国会依靠其在欧盟中的影响力实现欧盟对华政策的“德国化”，但也会受欧盟对华政策基本立场的约束。基于欧盟不同成员和中国关系存在巨大差异，德国的具体对华政策不具有对其他欧盟成员的示范性。换言之，中德关系具有高度的特殊性，但德国可以在欧盟内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影响欧盟对华政策。
而中欧关系自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且欧洲决意追求“战略自主”后就一直处于调整之中。就其未来趋势而言，中欧关系将受到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深刻影响，这一趋势就是战略上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经济上冷战后初代全球化处于瓦解、全球经济关系重新分化组合，价值观念上不同地区和文明的冲突日益明显，认同政治正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些大趋势下，“合作中有冲突、冲突中有合作”将是未来中欧关系的常态。对我国而言，欧洲依然是需要争取的对象，我国应尽量主动降低冲突风险，寻求各种合作可能，坚守国家核心利益，以维护相对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发展。
马斌：朔尔茨及其团队此次“与中国直接对话”，更像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剧变之际德国为调整德中关系、欧盟对华政策开展的阶段性“尽职调查”，并借中国所处战略环境空前复杂之际谋求更大利益的一次试探。此次访问对欧盟对华政策的制定影响有限。
在欧洲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欧盟对外战略调整深化背景下，朔尔茨“快闪式访华”即便能在短期内为中德关系、中欧关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却很难改变中欧关系近年来日益明显的重构趋势，并消除战略竞合、地区冲突等因素给中欧关系带来的更大不确定性。对当前的中德关系、中欧关系而言，经济合作虽然重要，却不足以压倒和排斥德国及欧盟对其他领域、议题的关注和重视。仅凭机械式的形而上“经济外交”恐怕难以扭转近年来德国、欧盟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向及其负面影响。
陈弢：长期来看，中美战略竞争、中国国内经济增长和台海问题等都将是德国和欧盟对华政策和中德、中欧关系发展的巨大影响因素，值得警惕。
彭重周：全球化正在陷入停滞和倒退，伴随而来的是经济相互依赖正在许多国家有意地减少甚至否定，而许多国际组织如世贸（WTO）在全球治理中被边缘化甚至陷入瘫痪。这些都使得通行了数十年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想随之褪色。不论是中美还是中欧关系，其中的冲突性都大幅增加。但正如朔尔茨访华所显示的，有冲突不代表决裂，也不代表不能继续拓展合作的领域。一个合作、竞争、冲突并存的中德、中欧关系也许不那么理想化，但能给未来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而灵活的框架。
姚旭：德国无法回避在经贸诉求之外的、从德国内部一直蔓延至欧盟层面的意识形态捆绑，必须在各种内外部的压力中寻求和中国的相处之道。德国今后对华采取务实与灵活并存的对华政策，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欧盟对华政策的特点。
“中欧观察”是复旦大学的欧洲研究学者的专栏，立足中国本位，聚焦中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