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中国政府近日根本性地改变了抗疫防疫政策，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放弃了大多数的强制措施。变化来得急，幅度也大，引发了不少问题。虽然经过近三年艰辛的抗疫运动后，部分民众欢迎“放开”，特别是商界和企业。但与此同时，有些因“放开”引发后果也引起很多人不满及困惑，这就涉及最近抗疫防疫政策的复杂情况。
这次病毒在内地传播的很快，在一两个星期内，不少大城市大部份的居民已被感染，农村地区也逐渐出现情况。社会所看到的，和一些专家所说的也有出入，“多是无症状、病情轻”，“与流行性感冒无大差别”——现在不缺“阳”过的人告诉你他们的经验，网上流传的说法也很多。另一个没有想到的后果，是很多国家面对中国的“放开”，纷纷对来自中国的旅客作出各种限制——他们的心情也很矛盾，毕竟来自中国的游客，是一些国家重要的生意来源。
泰国机场举行仪式欢迎中国游客（图片来源：新华网）
评价一个政府处理流行疫情的做法，无论是内地、香港，亦或是外国政府，我们都不应过分苛严，因为处理大规模流行病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公共政策过程。首先，人们对新出现的病毒是缺乏知识的，新冠病毒（Covid-19）在人类的病理学经验中从未见过，出现时医学界自然对它的特性并不了解，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虽然我们和它已有三年的接触，直到现在医学界仍未完全掌握病毒的特性。更因为不断有变种出现，完全明白病毒的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缺乏这一条件，给政府抗疫防疫措施的制定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如何制定抗疫防疫的公共政策必须基于多种不同层次的因素，其中包括：
1）科学及病理学的有限知识； 2）病毒可能作出的伤害的评估，由于对于病毒认知的有限，这种评估的准确性也是有限的； 3）评估各种措施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会造成的社会成本； 4）执行上的技术及财政问题； 5）评估民众的接受程度。
对以上的几个因素作出衡量后做出的决定，基本是个政治决定，而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决定，这可能不符合一部分人的认知。例如感染这新冠状病毒后，症状往往会在两、三天，甚至七、八天后才出现。因此为防止传染，要求已发病或高危的人隔离七天，或十四天，甚至二十一天，这纯是对漏网率大小的一个取舍。打个比方，如果基于收集到的数据，隔离七天就可找出90%的感染者；如隔离十四天，就可以管控98%的感染者，决策者就要在这两个科学数据中选择，并作出取舍——采取这些措施，可能造成的社会成本、对经济的损害有多大，及群众接受程度的判断，最后作出的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定。
北京昌平区对高风险区进行封控（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这一过程中，决策者会面对一些复杂的情况，使得政策的决定更为困难，更容易出现偏差。其中包括：
诚意和不诚意的专业意见分歧
专家基于专业知识，对病毒有不同的意见，对病理及其影响有不同的看法及判断。这些诚意的分歧，是科学界正常的、健康的现象。但这些不同的专业意见，对非专业的决策者，会造成一定的“选择困难”，应该听哪一种意见，标准可能只是对某一个、一些专家的信赖。
这方面的分歧，自然也受个人因素的影响。行业内的个人矛盾，私人恩怨，专业内的派系斗争，这些非专业、非诚意的分歧，自然也会影响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及建议。决策者的决定自然也受影响。
中西医之争
不同于医学专家内部的分歧，新冠疫情在国内也再次引发了长期存在的中西医之间的矛盾。中医药在处理流行病有长远的历史及经验，但中医与西医在国内长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医疗系统中对中医中药的排斥，在这次事件中再次被激发。在这紧急情况中，期望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矛盾，并不实际。但这次事件也应该成为双方互相学习，互相参考，疗法求证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从事实经过来看，达成共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种针对治疗方案的分歧当然也影响了处理政策的决定。
经济利益的左右
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决策也可能出现偏差。医疗产业是一个庞大、全球性的商业圈子。流行病对于医疗产业，特别是一些开发疫苗及其他有关药物的企业是一个特殊的机会，他们在这次事件中有庞大的利益考虑。这些利益集团当然也会为了自己的私利、为了获得对他们产品有利的政策，而针对专家、学者及政府展开游说，同时在社会上制造舆论支持。这本来就是公共政策制定中一个不能避免的干扰，但在出现疫情的紧急情况下，这种不健康的影响具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研发疫苗是一个高成本、高风险的投资，通常要十到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通过政府层层严格的审批进入市场。但在出现疫情的紧急情况下，各国政府当局多被迫放松这些要求，简化审批程序，让一些发展中的、尚未通过完善验证的药物、仪器、工具向社会销售。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很多相关产业的人都发了大财。
使情况更加麻烦的是面对全球市场和国际关系的政治及商业考虑——谁在这次疫情中开发出被广泛使用的药物，就差不多可以垄断全世界的市场。而有能力开发这些药物的就只有两三个大国，这不止涉及经济利益，也涉及国家安全。因为在关键时期售卖，或拒绝出售这些关键药品，都可以变成一个政治工具。所以政府对这些药物的输入，除了对药品的质量及效用要作出决定外，也有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虑，这也使药品的出入口审批变得更复杂。
个人利益冲突
和上述的情况相关联的，是出现基于个人利益的腐败。药物的发展很难不与学者专家相关，一些专家学者，一方面参与了医药公司有关药物的研发，一方面又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向公众解读疫情。开发的药品如获得使用，与他们个人有重大的利益关连，这一关系很难不影响他们向政府提出的专业意见，向公众推动的防疫办法。在香港就有一个在社会上高调发言的专家，后来被发现他研发的一种防疫药物，成功地被企业收购。
这种情况也部分解释了为何专家群体内出现了激烈的分歧。这些公众人物在介入疫情时，都应先交代自己的利益关系。但香港和内地都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只能依靠个人的专业和道德操守。这些有偏见的意见，自然也影响了公众舆论及公共政策的的制定。
大国政治的博弈
大国之间的竞争，是目前全球面对的一个现实。这种斗争自然体现在对各种问题的处理成果，尤其是处理这次疫情的成功与失败，这涉及到对制度的认同或抗拒。各国采用的不同政策，不可避免会根据各自的社会现实有所差别，但这种差别最后都难以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议题及工具。谁抗疫成功，谁抗疫失败，成为了政治体制优劣的标准。
国内社会因素的影响
防疫抗疫政策也成为一个国家内部斗争的议题。一些反对政府的人，会利用混乱情况煽动民意，批评及攻击当权者，这是在任何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情况，只是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社会内部的各种分歧都可以被利用成为扭曲抗疫防疫政策的原因，如在一些西方国家，一些人会因宗教理由而拒绝打疫苗，也有一些国家，很多人会因为觉得损害男子气概和个人尊严，而拒绝戴口罩。
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公众对病毒、疫情及应对措施形成正确的、完整的认识，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识变得非常困难。这不是说政府的决策没有问题，不会犯错，只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判断政策的对错并不是那么简单及容易，“是非”也不是那么分明。因为这样的判断应不只包括眼前的，也包括长远的影响。
这次在抗疫防疫政策上出现的分歧，主要是两个极端，简化来说，就是：“清零”还是“躺平” 。虽然对两者的定义并不很明确，但对处理疫情手段的分歧也是明显的。
躺平派的主张，不是认为政府什么也不做，而是采取与病毒共处的态度，认为政府不应采用过多的强制性措施。理由可以是“不需要”，因为新冠状病毒病会渐渐变成，或已变成一种季节性流行病，伤害不大；或是“不能做”，因为做不到，或者做了也没有什么用，基本上态度是“认命”。清零派则主张尝试采取任何可行的措施，阻止病毒的传播。考虑的是病毒对人造成的伤害，或是可能出现的伤害，这与前期对病毒性质的不确定性有关。
疫情防控的边界到哪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种分歧的出现当然也不是完全因为病理学上的考虑，而是持不同立场的人对各种抗疫防疫措施的接受程度不同，在能不能执行的问题判断上的差别。比如在香港，政府就认为社会不会接受，自身也没有能力执行全民强制检测的措施。在不少西方社会，强制在公共地方戴口罩这一非常简单而有效的防疫措施，社会也有很大的抗拒，无法执行。
大家一方面欢迎恢复常态，但对疫情下一步的发展会是怎样，无人能确切说得清楚，专家的意见分歧也很大。广泛感染后形成群体免疫，或病毒变得越来越弱，都只是一种可能。进入开放期，社会逐渐复常后，我们仍然需要认真面对一些问题。其中包括病毒的变种和后遗症：
病毒出现恶性变种是第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病毒已经变得或将会变得越来越弱，最后会变成“风土病”。但病毒的变化是随机的，没有特定的方向，这是生物学的一个基本认知。我们见到病毒变得越来越弱，虽然是人类碰到病毒的一种经验，但这只是我们的运气好。如果出现一个杀伤力强，传播力又强又快的变种，那人类便会遇到大危机。
病毒杀光了一个地区的人，自己也消失了的例子，人类历史上并不缺。如果病毒已经或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弱，那为什么西方国家及世卫组织对我们这次的感染爆发这么紧张、对来自中国的游客提出各种要求，引入各种行限制？原因就是他们害怕在中国会出现新的恶性新病毒变种，传入他们的国家。当出现大量感染案例的情况下，出现变种的机会就自然会增加，这也是西方躺平政策下目前面对的危机，我们也应该做好充足的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关于后遗症，西方国家经历了三年疫情的广泛流传，案例非常多。对病愈后出现的各种后遗症，即所谓“长新冠” ，有不少研究，仍然未能形成有系统的结论。但从已知的事实来看，情况令人担心。现实中很多人在测试复阴后，其实病情没有真正完全结束，身体各部分仍然出现各种问题，非常脆弱。主要现象包括不同部分的肌肉痛、肢体无力、脑部出现瞬间失能、呼吸系统受损、长时间未能恢复味觉功能等等。有些问题可能延续到半年或更长。
随着我们对变种病毒奥密克戎（Omicron）的认识，加上各方面综合因素，中央政府决定改变防疫政策，表面上看来虽然是“与国际上的做法接轨”，但下一步政策和疫情将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中央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仍是高度关注。有一点可以肯定，三年来的防疫抗疫经验表明，以新冠病毒为代表的流行病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不会因为新冠病毒的消失或弱化而不再出现。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一起面对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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