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俄乌冲突、疫情频繁暴发等超预期因素，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市场普遍预期，全年GDP增速恐将低于5.5%左右的增长目标。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2023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认为，美欧日韩发达经济体需求转弱，正在影响中国出口；但中国近年加强与东盟、中东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这些合作对于可能发生的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会产生什么作用，仍需持续观察。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综合比较国内外情况，如何客观评价2022年的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限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丁一凡：2022年国内经济总体稳定，但经济下行是肯定的，比原来预期的要差。我们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但在逐步放开的过程中还是遭遇了许多“没想到”，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比如，上半年上海防疫就出了一些不和谐因素，而上海在中国及全球的产业链中都承担着重要角色，当地疫情的反复影响到许多产业链，使经济受到冲击。
进入冬季后，北京与其他城市的全面放开也造成一定“恐慌”，甚至出现了医疗挤兑现象。好在很快得到控制，经济现在基本恢复。
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稳定，通胀率比其他国家都低很多。人民币汇率在美联储升息的背景下，刚开始出现了一些下滑，但很快反弹，现在离岸市场人民币的汇率已经上升到美联储升息之前了。中国的通胀率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通胀率高，最终人民币的购买力就会胜出，人民币中长期会处于升值区间。
除了宏观经济总体稳定外，微观经济其实有不少改进。许多地方都在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造新的产业链平台，使中国的产业链更加透明，竞争更加公平，效率更高，生产过程与产品质量都更有保证，因为可溯源。过去，我们的数字经济主要集中在电子商业一方，给民众提供了更加方便的购物条件与更加透明的商业环境。
最近一些年来，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及中国电信这些公司在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大量投资，建立了全球领先的无线通信基础设施，华为、中兴等电信设备公司提供了大量技术领先的电信设备，阿里、京东、拼多多等电子商务公司提供了购物平台，再加线上支付技术有了快速发展，中国率先成为了“无现钞”社会。
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技术企业开始注重生产端的数字平台建设，它们与地方政府合作，提供更加方便的行政管理一站式服务；又与一些生产行业的企业合作，打造产业链平台，包括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端的全部平台，使得从建筑行业到工业制成品的产业链都更加规范、透明、高效。未来，这些产业链平台会让中国的制造业从质量到效率都不怕与低工资国家的产业链竞争。
中国出口月度数据变化情况（2020年6月-2022年6月）图自商务部网站
疫情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长是一大亮点，给那些由于疫情而生产瘫痪的国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制成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从2022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疫情在其他国家逐步平缓，生产开始恢复，在加上一些“去中国化”的因素，中国的出口增长开始放缓。
美国拜登政府企图联手欧洲及日韩的公司与中国脱钩，强迫过去在中国投资的西方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去，打造“无中国元素”的产业链。许多跨国公司不得不“对冲”西方国家政府的这些政策，开始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寻求新的生产场所。当然，这些现象暂时还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但未来全球产业链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景象仍值得关注。
世界经济进入了滞胀阶段，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疲软，一些新兴经济体遇到金融危机的威胁，需求也在下降。而全球地缘政治集团斗争的趋势却愈演愈烈，阻碍了国际贸易发展，造成能源与粮食价格暴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未来中国也不可能继续依赖出口增长来带动经济增长。
观察者网：疫情后三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4.5%，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也正如一些经济学者的看法，这一增速低于中国经济现阶段潜在的增长水平。目前有论调认为中国仍需保持5%-6%的经济增速，您对此的评价是什么？如何评估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潜力？
丁一凡：按理说，疫情三年后，中国经济会有一波“反弹”，因为疫情期间国人的消费能力与欲望都被大大压抑，许多人有一种“报复性”消费的心理。随着疫情的缓和，服务业的开放，中国的消费应该会迎来一波高潮。
北京：2023年首个工作日早高峰车流量大增。图源：视觉中国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疫情的另一种情况掉以轻心。随着防疫放开，边境及国际旅游的开放，更加危险的变异病毒是否会卷土重来，也未可知。因此，我们还需要做多种准备，应付各种局面。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开发出了许多应对疫情的手段，也可以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活跃度，因此未来经济好转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已经跨过了“起飞”阶段，而且外部市场的需求也不可能继续大幅扩大，经济不可能再经历那种两位数的增长。因此，中国领导人才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也就是结束了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了高中速增长时代。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仍有不小的增长潜力。2023年是“二十大”后的第一年，而二十大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设定了方向，也指出了方法。
未来中国经济还是有一些“王牌”的。比如，可以加速推进产业链平台的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进一步改造国有企业，提高竞争力，盘活国有资产，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可以加大对农村与农业的投资，创造出一些新的土地流转的方法，既保证农民的收益，又能让农村的土地资源流动起来，成为新的投资资本；可以采取更大胆的财政政策，减少企业税收率，以鼓励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政府也可以对大学及科研院所的原创性科技成果给予更大财政补贴，鼓励科研人员在新产品上做出更多贡献，等等。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未来中国很难继续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部署2023年的经济任务，着重强调扩大内需，首次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看待此时内需的重要性？
丁一凡：扩大内需是一种长期的考虑，对2023年重要，对未来几年都很重要。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未来不久会被印度超越。如果人口众多，但有消费能力的人口有限，那这个人口优势就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人口多，市场容量就大，消费能力就大，在国际市场上就有定价权。
过去一个世纪多的时间，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别国都巴结美国，希望能把产品卖到美国去。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现在我们的零售消费市场水平基本追上了美国。如果我们的消费能力增加一倍，我们的市场规模就会是美国的两倍，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与定价权就会超越美国。
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对工业生产至关重要。对许多工业制成品来说，靠本国市场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资，再到国际市场上去闯荡，那肯定是无敌的。
短期看，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外部需求未来不会继续扩大，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即使很强，也不可能继续扩张。因此，国内市场的扩大就变得尤其重要。
观察者网：对于扩内需和稳消费，地方政府也有不同的措施，上海、济南给老百姓发消费券，深圳、武汉奖励企业消费升级专项奖金，当然这些政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说短期刺激作用有限、容易透支后期消费等，目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如何改进？
丁一凡：中国的通胀率低，因此货币政策有一定的余地。当美联储提高利息，其他国家的央行都不得不跟着提高利息时，我们的央行还可以采取相反的措施，比如降低银行的准备金份额，也就是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未来，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加精准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给某些领域或活动的贷款，如绿色金融等等。
财政政策也有很大余地，因为我们的公债水平比其他国家低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都非常高，再加上通货膨胀逼着央行升息，它们的债务会不断攀升。但中国的债务水平出奇的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再发一些债，融一些资，不会使中国债务失控。
发消费券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表现，就是用财政的钱来补贴民众的消费。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表现为加大公共投资，投资基础设施等。那些投资会带来巨大的“外溢”效应，会旁生出许多经济活动，使其他服务业、制造业都受益于这些公共投资。但是，直接补贴民众消费也是一种财政开支。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把这种财政开支形容为“从直升机上撒钱”，让民众直接增加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从而刺激生产与经济复苏。美欧等西方国家在疫情中都采取了直接向消费者发放补贴的办法，就是直接给民众寄支票，以刺激消费。
成都：年货节吸引民众参观购物 8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前两年也采取过发消费券的办法给民众分发补贴，但中国的消费券主要是地方政府发的，而防疫、抗疫的支出也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这几年在疫情中有巨大的亏空，而这两年房地产市场下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下降不少。
如果我们继续让地方政府来承担这些刺激消费的任务，未来地方政府的财政会撑不住。因此，根据疫情状况，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使用更多的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财政排忧解难。中央政府信誉很好，可以轻易在市场上融资，而且对资本市场来说，多发债也是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观察者网：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深远。目前全球市场上传递出2023年可能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中美经贸关系、美联储暴力加息有望缓和也释放了一些乐观因素，如何评估这些事件的正反面影响？
丁一凡：外部环境是个很大的话题。一方面，美欧日韩等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滞胀的威胁，经济发展前景堪忧，宏观经济政策左右为难。
我们传统的出口市场是美欧日，近些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增长很快，但很多都是产业链的行为，某种程度上是贸易转移，最终消费市场还是美欧。
随着美欧的经济增长陷入衰退，这些经济体的消费能力下降，中国的出口会受到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这些年加强了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投资大量走向这些国家，加强了中国对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这些国家2023年受发达经济体衰退的影响有多大，受发达经济体央行升息的影响有多大，都值得认真关注。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危机”后，中日韩与东盟国家创建了国际金融合作机制“清迈倡议”，这些机制是否能帮助东亚国家对付即将到来的金融风暴，这是一场大考验。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也建立了类似的外汇互助机制，2023年是否需要启动这些机制以帮助有需要的国家，也是一场考验。
2022年，中国领导人访问了中东国家，与许多能源出口国签署了各种合作协议。这些协议是否会在2023年开始起作用，能否稳定地区及全球能源供给，都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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