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叫作“傻子”的企业家，走了。

1月11日14时，著名民营企业家、“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因病医治无效，于芜湖逝世，享年84岁。

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人，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甚至从某种层面上说，他自己那沉浮不定的人生历程，本身就是时代的一个典型缩影…

他大字不识一个，却在10年间赚了100万；

他因为做生意3次被抓进监狱，又3次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还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

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年广九以“傻子瓜子创始人”的身份名列其中。现在来看，不管是傻子瓜子的企业规模还是年广久本人的学识眼界，在当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都已经不再熠熠生辉，但是每当重要的时间节点，人们总还是会想起年广九。

因为他在历史的进程中找到并坐稳了自己的位置，“当你回顾80年代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你不可避免地要提起他”。

年广久的一生，就像财经作家吴晓波对他的那句评价：

“老年此生，糊糊涂涂地来，明明白白地走。值得！”

编 辑：张启玉 夏昆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傻子”就爱做生意，

10年“炒”出100万

年广久是块做生意的料。

小时候家乡发大水，年广久跟着父母逃荒来到安徽芜湖，父母为了生计支起水果摊，9岁的他就跟着帮衬，摆摊叫卖不在话下。

他们家的水果摊允许顾客先尝后买，顾客不满意的，尝了不要钱；顾客满意的，称够了还要给人家多送一个。

日子长了，“占便宜”的顾客给年家父子俩送了称号，“傻子”和“小傻子”。

十几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年广久接过水果摊开始持家，只是好景不长，赶上大街小巷的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不过，年广久摆摊做生意的心并没有被割掉，一直在找各种机会做点“商业活动”。

但其时正值1963年，个人不再被允许公开做买卖，哪怕自家产的鸡蛋拿去卖，也有可能被判刑和坐牢。

一般人该是退缩了，年广久却依旧偷偷地干，提心吊胆、东躲西藏也要干。

终于有一天，卖鱼的年广久被抓了个正着，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刑一年。

出狱后，年广久先是“安分”了一年多，可他早就尝到了经商的甜头。再说家人也得生活，总不能坐吃山空，于是他又偷偷卖起了板栗。

1966年，文革期间，年广久摆摊再次被抓住，说他“挖社会主义墙角”，以“牛鬼蛇神”的罪名在监狱里待了20多天。

出狱后，年广久却依旧不消停，又打算干回老本行——卖水果，只不过再也不敢公开叫卖了。

隔壁一个卖炒货的老头对他说，你也别折腾了，干脆来帮我炒瓜子吧。年广久一合计，“行”，从此就踏上了炒瓜子这条“不归路”。

那是1967年，年广久接触瓜子的第一年。

炒瓜子是门手艺活，用年广久自己的话说，他“聪明”“会看师傅眼色”“会偷师学艺”，于是偷偷干了5年后，1972年，他又带着一身本事开始单干。

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吸睛、特别、响亮，引来一片叫好声。

年广久的生意也越来越兴旺，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瓜子。

整个文革期间，别人都在忙着各种“运动”，年广久却不问世事，一门心思地炒瓜子、卖瓜子，像鸡啄米似地、一分一毛地完成了原始积累。

年广久说，在文革之前，他已经成了“万元户”，文革结束那年就已经挣到了100万。

在那个连“万元户”都罕见的年代，这个卖瓜子的“傻子”却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这不能不让人称奇。

“放一放，看一看”

可就在事业青云直上的时候，年广久当真做了傻事：

晒钱。

那时钞票的最大面值是10元，年广久说：“我100多万都用大麻袋装着，天下大雨钱就发霉了，我只能拿出来晒在院子里。我就是晒给别人看。”

古语讲“财不露白，贵不独行”，年广久如此高调地晒钱，自然会引来别人的眼红和非议。

当然，人家不会拿他的钱说事，在那个姓“资”还是姓“社”争论不休的时代，告状都讲究引经据典。

而他们抓住的命脉，就在：雇佣数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明确地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

因此，有人“活学活用”，说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7人，而且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反之，则是“剥削”“资本家”。在当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而随着傻子瓜子经营日渐红火，人手不足，年广九雇佣工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1981年9月，他雇佣的帮手有4个；到了1983年，他雇佣的帮手就增加到了103人，远远超过了8这个数字。

要是按这么计算，年广九“重走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老路”的“罪名”板上钉钉。

但问题是，“给私营业主能雇多少人划出界限”在当时仍是相当有争议和敏感的话题。并且年广久也并非个例，彼时的中国有超过15万工商户。对于雇工的看法，在社会上掀起了广泛热议。

1981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焦点就是“雇工算不算剥削”。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进行了3个多月的讨论。

这其中折射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工商户普遍的疑问。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这些工商户们惶恐不安。

年广久那时也不知道，其实1982年4月间，一份由安徽省委撰写的关于“傻子瓜子”雇工多、社会反响大，认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加以限制的调查报告就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

对此，邓小平很快就做出表态，“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这是邓小平首次谈到傻子瓜子。

这个“放一放”为傻子瓜子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也让众多将傻子瓜子视作风向标的个体工商户从惴惴不安中获得喘息的机会，使得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注定在中国改革史上留名。

“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当然，远在安徽的年广久对此一无所知。

社会上关于个体私营经济形式的激烈讨论，他也感觉不到。只是当众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过来时，年广久还是有些怕了。

他吃过亏，不想再次进监狱，就想给自己找个保护伞，于是决定与国有企业联营，给自己戴一顶“红帽子”。

1984年7月1日，年广久与芜湖两家公司联合成立的“芜湖市傻子瓜子公司”正式挂牌营业，两家公司出资30万，年广久以商标和技术入股，并担任总经理。合同约定，年广久每年向两家公司交纳18万元利润。

但公司正式运营后，年广久发现与自己原先想象的不一样。

他后来曾生气地对记者说：“我的规矩很严格。我要求不能在公司里吃早饭，就有人说我剥削工人，是资本家！那他们怎么不想想，他占用上班时间吃早饭，是不是也在剥削企业？他怎么不说他在国营企业每月只能拿40块钱，在我这里每月能拿到500块钱？”

显然，国营企业的运营模式与年广久的经营理念格格不入，让本想找个靠山的年广久感觉找到的不是靠山，而是紧箍咒。

而年广久的雇工问题和“剥削工人”问题，又很快被人反映到邓小平那里。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第二次提到了傻子瓜子：

“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

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对“傻子瓜子”表态，既明确了态度，又充满智慧，给当时的个体经济吃了颗定心丸。此后，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多个重要论断被提出。

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出“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愈加清晰的政策，为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年广久不能动

被国家领导人直接点名，产生的能量巨大，年广久并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的生意好做了。

可没过多久，一个大胆的决定让他再次被卷入另一个漩涡之中。

当时国内有奖销售盛行，年广久看市场竞争激烈，厂里很多瓜子卖不掉，就决定也搞一次有奖促销。

他的计划是印刷奖券150万张，从2-4月连搞3个月促销，到5月1日结束，5月10日在芜湖开奖。

奖项分别是：

一等奖：价值2.6万元的菲亚特小轿车一辆；二等奖：价值2600元的幸福牌摩托车一辆；其他等级的奖项奖品包括彩电和冰箱等。

年广久从1月5日开始筹备，并取得银行的信用担保，在全国30多个城市设立了有奖销售点，请30多家媒体为他做了广告。消费者每买一斤瓜子，可另加一毛钱得到一张奖券。

这场活动声势之大、范围之广，令全国一切其他的有奖销售黯然失色。

有奖销售搞得如火如荼，1986年2月5日推出有奖销售的当天，仅芜湖市场的销售量就有6万斤；17天后，几十个城市的销售额已有700多万元，全国各地来电来函来人要货的一直不停。

正当年广久沉浸于丰收的美梦时，一个意外出现了。

3月6日，政府来人通知他停止有奖销售，原因是有人借有奖销售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虽然年广久并未借机销售残次品，但他的有奖销售也在叫停之列。

年广久傻眼了。

活动一停止，各地退货纷纷涌来，仓库里瓜子堆积如山。年广久资金不能回笼，最终巨亏63万元才填上窟窿。

这次亏损还产生了一个影响，就是与国企联营的失败。

不久，有人告年广久贪污，虽然最后没能查出他的经济问题，他还是以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年广久入狱后，公司进入寒冰期，亏损高达90余万元。

与此同时，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现象，抢购风潮、倒买倒卖使得部分商品变得紧缺，经济秩序陷入混乱。

为此，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改革方针，并通过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监督管理。

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民营经济看法的转变：

“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等声音高起，民营经济再次成为灰色名词。

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第3次谈到“傻子瓜子”问题：

“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

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再次挽救了年广久。1992年3月13日，年广久被宣告无罪释放。

也正是在这次南方视察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得以结束。

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993年初，在深圳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挤满了200多个人，舞台上有一个人正在声情并茂地发表讲话。

那个人叫任正非，48岁，当时正向大家宣布去年生产的单位用户交换机HJD48系列取得了破亿元的销售收入，会场没有欢庆的氛围，紧接着，任正非哭着说：“我们活下来了。”

中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浪潮，也随之汹涌而来，一浪高过一浪。

在市场化的大浪潮下，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只要足够勤快，凭借自己的双手和脑袋，总有办法让自己的日子一天好过一天。

“风向标”走了，而风继续吹…

“所有美好的事物，大多不是一手规划出来的，而是来源于自下而上的设计，来源于民间发起的观念变革。”

这是年广久用他那不安定却五彩斑斓的一生，向世人证明的一个道理。

而要想将这份美好迅速地铺展开来，离不开伟大人物与伟大时代的推波助澜。

年广久曾感慨：

“我这一生都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他让我躲过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他的思想非常开放。当然今天这些我都不用担心了。因为已经可以说永远都没有‘运动’了。”

他还曾托人写信给邓小平，并送上了亲手炒制的“傻子瓜子”，来表达自己最真挚的情意。

敬爱的小平同志：

您好！

我们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初，您在南巡中讲到了我们“傻子瓜子”，我们感到好温暖、好激动。

您是对全国人民讲的，但对我们更是极大鼓舞。光是今年（1992年）下半年，我们“傻子瓜子”就新建了13家分厂，生产了700多万公斤瓜子。这都是由于您的支持和您的政策好！

从经营“傻子瓜子”以来，我们已向国家交纳了200多万元的税，向社会提供了40多万元的捐赠。但我们还要兢兢业业地继续做“傻子”，为顾客提供更多味美可口、价钱公道的瓜子；我们还计划更大地扩大经营规模，把“傻子瓜子”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为国家多做贡献。

敬爱的小平同志，我们时时铭记着您的恩情，在这新春佳节快要到来的时候，特地寄上几斤瓜子给您尝尝。这是非常微薄的礼物，却代表了我们对您的深深的敬意，希望您能喜欢。

衷心祝愿您新春快乐！健康长寿！

傻子：年广久

小傻子：年金宝、年强

1992年12月30日

这份溢于言表的感激，恐怕也是绝大多数人在想起邓公时，心中所浮现出的情感。

就像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的评价：

“因为他（邓小平）知道管住自己的手，让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他知道顺势而为，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不搞意识形态的无谓争论；

他不是去教年广久怎么做，而是懂得自己不要做什么。”

而今，“傻子”走了，但他身上所代表的那股敢为人先、大胆吃螃蟹的劲头，依然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正如一位媒体人所说：

“现在的民营经济，无论是规模和量级，早已不是年广久因为晒钱而惹出麻烦的那个时代可以想象的了。但舆论场上依然时不时会出现某种担忧的论调。

不过，‘风向标’走了，风还在继续吹。国家支持民营经济的根本态度没有变，给予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的善意，在今天仍颇具现实意义。”

希望多年后，当人们再想起年广久时，会不由自主地说上一句：

“傻子”已去，“年广久们”还在。

参考资料：

[1]. 傻子瓜子年广久：中国第一商贩，三次被邓小平点名，如今怎样了？三目观史

[2]. 《激荡30年》，吴晓波，中信出版社

[3]. 年广久，一个时代的缩影，漫天霾

[4]. 年广久去世，纪念这位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新京报评论

[5]. “傻子瓜子”年广九与个体经济崛起的时代，闻溪，知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