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高万芹】

笔者近期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时，经常听到乡村干部反映：“农村后继无人，没人愿意当村干部了。”

在实地调研时发现，无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都有村干部提出想退出、要辞职，这一现象在尚未推行村干部职业化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尤为凸显。

一、“村干部大量辞职”

以山东鲁西南X镇为例，该镇辖24个行政村，自2021年3月换届选举以来，就不断有村干部提出辞职，仅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期间就有15个村的村干部陆续提出辞职，有些村还不只一名村干部提出辞职。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5个村的村干部辞职情况简表

从15个村的村干部辞职情况来看，主要有四个特征：

第一，40-50岁是辞职的高峰年龄段；

第二，支部书记和副书记等主职干部辞职比例较大，占比近一半；

第三，超过一半的村庄都有村干部提出辞职现象；

第四，“当村干部占据个人时间太多，难以兼顾家庭”成为村干部辞职的主要原因，而年龄较大的村干部辞职多是因为身体或能力原因。

笔者调研时发现，当地村干部大量辞职是最近一两年才出现的情况。之前该地虽然也有村干部辞职，但多是零星的。向当地乡村干部追问原因时，不止一个村干部反映“村干部太忙了，顾不到家里”、“年龄大了，身体受不了”。

由于该地并没有推行村干部职业化，村干部一直以来都是一些年龄较大的壮劳力或老人担任，老人治村在当地是普遍现象。前几年老人治村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最近几年来，很多老干部都表示不想做村干部了，辞职的也比较多。

二、村干部辞职的深层原因

为什么大量出现这一情况？调查发现，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前村干部太忙，而很多老干部也难以胜任了。

首先是村级政务增多，对村干部兼职带来挑战。

农业税费取消以后，虽然村干部获利的空间大为减少，但由于村级事务，尤其是自上而下的村级政务较少，兼职村干部尚能适应村级治理事务的需求，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变动。直到脱贫攻坚任务提出以后，自上而下的政务大量增加。

这些政务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阶段性的中心工作，如反诈app下载、图斑整治、扶贫后续工作、美丽乡村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等；二是常规的中心工作，如人居环境整治、疫情工作、集体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和应急工作（各种灾害防护）等；三是日常工作，既包括党建、宣传、意识形态等事务，也包括网格工作、各类保险和保障等惠民服务工作。

这些工作在数字下乡、部门下乡、监督下乡和服务下乡的背景下，使得村级组织任务不断加重。村干部面临层出不穷的行政工作，大量的监督、考核和排名，做不完的统计报表，只能硬着头皮加班加点。

为完成工作，村干部“2+5”和“白加黑”成为常态。调研时，问及一位村干部有没有双休日时，他更是表示：“每天都在做表格，每天都有事，哪有什么周六周日，早就没有了。”

调研中拍摄的某村委委员岗位责任制考评表

该镇由于地方经济薄弱，无力支持村干部职业化，村干部一直以来都是兼职的，他们要在做完村庄事务之余，额外谋求生计，获得家庭收入。以往村级政务不多，不会产生办理村级业务与获得家庭收入的冲突。但最近几年，尤其疫情暴发以来，抗疫任务繁重，担任村干部会不断挤压他们获得家庭收入的时间和精力，无疑会打击他们当村干部的积极性。

即使自己愿意当村干部，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家人的言语压力也会让村干部力不从心，尤其是对40-50岁之间上有老、下有小的村干部来说，压力最大，他们是辞职的主要群体，而这个年龄段却是非常适合当干部的年纪。正如一个副书记感慨道：“当个村干部，家里的事耽搁了，老婆说个不停，自己感觉也没本事，不如不干。”

在积极政务的背景下，基本上只有一些有钱又有闲的经济能人或是老人才有能力当村干部。因此，在X镇，50岁以上的老人群体成为村干部的主力。

其次，村级事务文牍化和数字化，对老人治村带来挑战。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村级事务文牍化和数字化的趋势明显，村干部繁忙不仅是因为村级政务多，也是因为老人村干部的智能化办公能力有限，要花大量的时间来摸索和应对上面布置的表格、APP和小程序。

很多年纪大的村干部不会操作这些工具，只能发动家人、亲戚和身边会操作的年轻人来帮忙操作。但身边的力量毕竟有限，大量智能APP的统计上报、拍不完的照片以及没完没了的表格和文字材料也给老人村干部带来了大量的挑战，而且很多统计其实都是重复统计、无效统计，加大了村干部的烦躁情绪。在调研中，多个村干部表示：“忙就忙在填表格上，忙在上传上。”

虽然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要求村干部提高数字化和智能化办公的能力，但显然很多村干部一时无法具备这种能力，尤其现在的数据统计工作逐年变化，上级对数据的统计要求非常高。

例如，在全国房屋信息排查中，上级要求村庄中所有房屋都要进行安全排查，并上传到手机系统中。某村村干部接到任务后，带领村级志愿者积极摸排和上传，全镇第一个上传完毕。村干部本以为排名会靠前，结果在后期排名中倒数——原来村干部只拍了正房，还要把侧房和偏房全部拍照上传才算完毕。最后，他只能重新又摸排了一遍。

大部分村干部并不会操作这个“复杂的”房屋排摸系统，只能动员村里的高中生和大学生，趁假期安排他们志愿服务。而现在的智能APP和小程序也越来越复杂，不少村干部尤其是老人村干部对此都表示为难，只能发动年轻的志愿者。即使一些简单的文字资料和电脑办公，老人村干部完成这些工作也非常吃力。这就是老人村干部有时间、负担不重也要辞职的原因。

他们确实难以胜任，而当地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聘用年轻人来当村干部，导致该地出现无人愿意当村干部的现象。

街长开会（作者供图）

三、各地应对积极政务的方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村干部的时间、精力和数字化办公能力都提出了较高要求。不少村干部无法胜任，只能消极应对或是辞职。

各个地方政府为应对这种变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双规变单轨，把村级组织变为政府的一级行政组织，推行村干部职业化和村级组织行政化。

如江苏一些地区，村主职干部的工资可达到15万，即使副职干部也有10万左右，可以让年轻村干部专心做干部而不用担心家庭生计问题。

第二种是双规并行，保留兼职化的村干部和村级组织的自治功能，同时，官僚体制通过自我扩张来承担大量的村级行政事务。

如浙江地区地方政府聘用专职化的村务员和网格员下沉到村庄，专门承担一些行政业务和数字化办公的问题，同时下派若干乡镇干部作为联村干部组，协助村干部解决村务工作。这样村级组织不仅有额外的人手，而且可以方便获得上级权力和资源的支持。

但是，这两种方式难以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实施。

因为这些地方的财政实力不足以支撑高水平的村干部职业化。即村干部虽然实现了职业化但是工资水平不高，或只有少部分村干部的工资较高，呈现出半职业的特点，如湖北部分地区。

一些地方虽然下沉了乡镇力量进行包村包片或是雇佣人员专门协助村干部，但是地方财政资源决定乡镇所能雇佣的村干部数量较少或是下派人员有限，大量的行政事务还是要摊派到村干部头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源禀赋和社会基础不同，各地应对村级行政事务增加的方式也存在差异。

各地应对村级政务增加的主要方式

在欠发达地区，由于资源有限，大量的行政任务还是会溢出体制，落到村干部头上，一些村干部不忍重负就会提出辞职。

X镇村干部大量辞职，就是因为兼职化的村干部无法兼顾生计和村庄事务，即使X镇推行了乡镇干部下沉村庄包村，也设立了管区办公人员专门协助村干部，但大量的具体业务还是要由村干部承担。

仅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为例，市部门会不定期暗访村里，县政府为应对工作，就规定每月一次明察村里的人居环境政治工作。为应对县市的检查，乡镇只好规定每周一次拉练和排名，层层加码。由于村里没钱，为应对市县乡三级检查，村干部只能亲自上阵清扫和进行环境整治。因此，在该镇经常能看到村干部在路上打扫卫生、割草、搬石头而村民在看的情景。

在这里，村干部不仅是村干部，还是村里环境整治的“志愿者”，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志愿者”，是村级文化活动的“志愿者”。村干部所有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身兼数职，这也占用了村干部大量时间。在这种背景下，似乎提高村干部待遇，进行村干部职业化不可避免，否则无人能当、无人愿当。

作者供图

四、村干部职业化是出路吗？

从实地调研来看，村干部职业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人能当、无人愿当的局面，村干部能够积极推行村级政务。

但是，村干部职业化同样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村干部还能否作为村民“当家人”，调和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是村干部职业化后，村干部进行群众工作的能力和动力大为减弱，如何解决村级组织行政化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是，当前国家权力能否直接介入村庄社会，村级组织是否还需要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发挥作用？

回答这一问题，需要了解国家权力直接介入村庄的成本和效果。

从成本来看，国家通过职业化村干部管理村庄的成本较高。

以实现职业化的苏南Y镇为例，该地职业化的村干部执行上级政务十分积极负责，但村级治理和公共建设主要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和行政资源，呈现出行政替代村民自治的现象，这就导致村庄的行政管理成本很高，一个村仅聘用村干部的工资就近百万，还不算正常的村庄办公和运转经费。正常情况该镇一个村庄一年的运转经费就高达300万。

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难以承担此成本，好在江苏地方经济发达、村集体收入较高，能够维持村级行政化的成本。但即使在江苏，村级负债运行的情况也是常见现象。

从效果来看，村干部职业化和村级组织行政化也带来一些负面效益，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空间消失了，基层治理的弹性减弱，村民自治不足。

在村干部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行政化的村级组织只对上不对下，村干部难以作为村民“当家人”上下调和，村级政务执行会忽略村民的内在诉求，很容易出现一刀切的现象，无法因地制宜，难以保持村级治理的弹性空间。尤其在积极政务的背景下，一些职业化的村干部不仅不愿做群众工作，甚至没时间做群众工作，村民自治成为一种空谈。

作者供图

五、政策建议

鉴于此，要解决村干部后继无人的现象，关键是村级政务要降温，而不是采取成本较高、效益较低的职业化路径。

因此，笔者建议：

第一，要有“积极村务”而非“积极政务”的意识，警惕政务工作过度干扰村民自治事务。

第二，要警惕过多的部门下乡、服务下乡和监督下乡，让村民在村民自治组织的带领下，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自我管理和美丽乡村建设，而非当前的服务替代、行政替代和行政督促。

第三，要保留村民自治的空间，不能把村级组织变成一线政府组织，而是要在党建引领下建立有政治性又有弹性的村民自治组织。

第四，针对村级治理的文牍化和数字化，一方面要大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统计和无效统计，另一方面，可以借鉴浙江经验，乡镇政府下沉力量，聘用“网格员”、“政务员”来承担智能化和数字化办公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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