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理解了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我觉得才真正理解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周春林
编辑｜何伊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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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学者像张维迎一样旗帜鲜明地表达对主流经济学的否定。在他2022年出版的《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一书里，也有类似表态，“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解不了企业家。”
在他看来，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人物，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排除了企业家的存在，因其假定未来是确定的，人的偏好、资源禀赋和生产技术都是给定的，每个人无所不知，都有无限的理性。在这样的世界里，决策就是计算，每个问题都有唯一最优的解，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判断，因而根本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
事实上，自1984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第一篇文章《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以来，过去近40年里“企业家”一直是张维迎的研究主题，他的大部分著作及论文里都与之相关。他坦承自己最近几年才真正彻底明白了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有意思的是，他是从 “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来反向定义这个概念的。
他认为：第一、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基于数据和计算，而是基于想象力和判断；第二、企业家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而是改变约束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第三、企业家不以利润为唯一目标，企业家有超越利润的目标。
这也意味着主流经济学中的外部理论、反垄断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都需要改写，产业政策也失去了理论依据。他甚至将其研究结论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背离，比喻为“日心说”和“地心说”的差异。他认为自己构造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在解释经济增长方面，远比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三驾马车”有说服力。
从最初“企业家”还是个贬义词，到如今“企业家精神”写入中央文件，几十年间风云变幻。在企业家需要强化信心的当下，他认为首先要营造一个企业家具有自主决策权的大环境，让大家对未来有稳定的预期。其实企业家本身就是天性更乐观、意志力更强的一群人，他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更不愿意在失败中收场。
关于信心：企业家天性比较乐观
《中国企业家》：目前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信心？有哪些可以让企业家真正建立起信心的措施？
张维迎：人是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的，每天的心态都与这个大环境有关。我有一个比喻：如果你是下午5点出门的话，这时候天还亮着，但你越走天越黑，就越心慌；如果你是早晨5点出门，那时天还是黑的，但你越走天越亮，你心里就不慌。这两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对吧？
1980年代大家本身没太多的牵挂，反正我就是农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现在大家整体上都有点财富积累了，就特别担心一旦失去了怎么办？所以焦虑自然就产生了。
我觉得企业家是否有信心与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关系，第一方面的因素可能更重要一点，就是整体大环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包括国际形势的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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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你刚才讲的大部分是外部因素，企业家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信心？
张维迎：有些人的精神状态还与他自己产业面临的环境有关，比如即使是打仗的时候，做军火的人也特别乐观。问题是这是不是代表了整体的常态。企业家本身就是要面对挑战，但一定是在自主性、可应对的条件下。
企业家很重要就是他的首创性，提出一些别人不会提出的东西，做别人不会做的事，但是一旦他的想法会被他认为没资格否定他的人轻易否定的时候，那他就不会提了，整个企业的生态就破坏了。
我们老是误解，以为经济就是只要有一个环境，谁做都可以。它不是那样的，未来是需要去想象、去判断的。企业家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一定是一个leader，不是一个follower。他不是人家说啥他说啥，他一定想说我认为应该做什么。他的计划能够自己制定，失败了也是自己承担。
企业家不是只有一个赚钱的目的，他做事也有实现一种自我价值的因素在内，而这要自己说了算的时候才能实现，被动的就实现不了。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以后，真正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一些企业家都有超越利润的目标。
做企业不是蒸馒头，半小时就熟了，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需要比较稳定的预期。再打个比喻，你去洗热水澡，脱光衣服进去，抹洗发液的时候自己可以先把水关了，但如果热水随时可能变成凉水，那不就感冒了？你还会想去洗吗？
《中国企业家》：前段时间我们在南方的泉州、宁波等城市做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一些公司还是比较乐观且实干的。是不是悲观者可能永远接近正确，但乐观者永远努力前行？
张维迎：企业家本身就是天性比较乐观的一种人。每个人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企业一旦做起来，有时候是没法停下来的，咬着牙都得往前做。你说他是因为责任也好，还是脸面也好，企业家总不愿在失败中收场。比如俞敏洪就是典型的例子，要做最后的努力。如果没有这样的特质，那他早躺平了。在任何情况下，个人的意志力都很重要。
关于企业家：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力量
《中国企业家》：有人认为企业家有好有坏，你在书里把企业家放到了一个很极致的地位进行鼓励。那些损害了股东利益、用户利益的人该怎么定义呢？或者说企业家精神本身有好坏之分吗？
张维迎：我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企业家这个群体，是对他们在整个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一个人格化的表述。哪一类人都有好有坏，好人也还有缺陷。我不是分析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分析这个角色。
另一个角度，为什么企业家里会有人坑蒙拐骗、损害消费者利益？你会发现，环境越不确定、局面越不可控，他越容易产生短期套利的行为。实际上法治是有利于市场稳定的，法治昌明，大家就会特别注重声誉，就不会有坑蒙拐骗。所以当这个现象普遍发生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归结说是企业家的问题，如果企业家没有信心，就会有各种短期行为。
《中国企业家》：所以好和坏、成和败的二分法是不适合理解企业家的？
张维迎：好多企业家都有失败，失败之后仍然能够坚持努力去做成。亨利·福特失败了两次，第三次才做起来，而且还经常被人告上法庭。这个社会当中有这样一种力量，这是最重要的。
《中国企业家》：主流经济学里其实没有企业家地位。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是有意无意地忽略，还是与市场、价格、资源禀赋这些要素比起来，它不成其为一个变量？
张维迎：人类的体制文化一直在塑造一种保守的形象，包括“创新”这个词本来含义也是负面的。保守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另外就是人的妒忌心，比如仇富心理；再有就是过往理论对人思维的影响。当你接受正规训练以后，可能看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对明显的事实也熟视无睹。对我自己而言，这也是一个超越和突破吧。这几年我才觉得真正理解了企业家，原来还是尽量想怎么把它放到经济学的框架里，但是比较困难，因为经济学家在构造理论的时候，就没有企业家的位置。
《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你一直在为企业家这个群体鼓与呼？
张维迎：其实我倒也不是为他们鼓与呼，就是想找到社会进步的这股力量。人类历史那么漫长，为什么只有这20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靠的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走出非洲？弟兄几个谁先出家门？一定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不甘于平庸的这批人。但是我们正规的理论里面就没有这部分，管理学、组织行为学，框框里边每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我们的学科基本上都在研究遗传，而不是变异，因为变异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而遗传比较好理解，大家所有的成就都集中在能够解释的方面。
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理解，不光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如此。我们的经济学就是从外边来的，这种经济学只注重变量之间的关系，对企业家精神这个难以量化的东西，即使认识到其价值，始终摆脱不了固有的理论误区。这对于我们潜在经济发展来说，就是一个阵痛性的改变。
《中国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村里要是出现一个万元户，大家的眼神都很崇拜。而现在或许有的年轻人一旦上班不爽，就讲老板该挂路灯，你怎么看这种心态的变化？
张维迎：做企业的人，你只有给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带来工作，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聪明人伺候笨蛋的体制。
企业家的污名化，与大众根深蒂固的观念、妒忌心有关。我们把人分三种，爱钱的、爱名的、爱权的，事实上，多一点爱钱的人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因为他只有伺候好别人才能赚到钱，干不好市场就会让他破产的。货币的投票是连续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在投票，“金钱永不眠”。从任何一方面来讲，市场、企业家、人类的进步，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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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你的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谈到了软知识对企业家价值的影响。很多行业都存在软知识，在企业家领域的软知识和其他领域的软知识有什么不一样？
张维迎：创造力本身好多是靠软知识。科学家要自圆其说符合逻辑，艺术家要表现得与众不同，企业家要猜人家怎么才会高兴、创造的东西别人会接受，所以对人性的理解、对未来的判断，敏感性就要特别地强。市场是千变万化的，消费者的口味随时在换，这对企业家的挑战就特别地大。这种直觉、想象力，有时候甚至就是莫名其妙的。而且这部分软知识是不能传承硬化的，一旦能够硬化、复制，那就不是企业家的事了。
《中国企业家》：所以商学院是教不出企业家的？
张维迎：它可以帮助你增加一些知识。软知识包括联想的能力、组合的能力，你得有要素才能组合。依赖于学院的知识，那属于管理问题，95%是可以让别人干的事。但你懂了再让别人干，和你不懂让别人干，还是不一样的。比如你知道员工可能有猫腻，那他就不敢对你撒谎。这些微妙的东西，很难讲，因为我们太多被灌输的是科学化的知识。包括我自己也是几十年才走出来，因为你崇拜原来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什么都按照它去理解世界，你很容易陷入理论盲区。
关于企业家精神：不是守摊的心态
《中国企业家》：若干年来企业家精神有什么样的变迁轨迹？
张维迎：它最本质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的这种不甘于现状、追求成就感、冒险精神等等。
上世纪80年代，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成了企业家，或者干个体户，虽然发财了，但普通人都还看不起；90年代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一批体制内的政府官员和科研院所学者下海，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开始有一批优秀的人才往企业界走了；再后来世纪之交互联网兴起，企业界真正达到有才能的人愿意去。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文化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
80年代可能更多地需要这种冒险精神，胆大就很重要，因为真的可能被抓起来。那时候赚钱本身不是难事，因为容易看清楚市场嘛，你去香港跑一趟，带回一包电子表，肯定能赚钱，但是万一被抓到呢？短缺时代套利的空间很大，后来就越来越依赖于对市场和技术前期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想象。马化腾做微信，不是因为先有客户提出需要，是自己做出来之后才有那么多人喜欢。这就是企业家的想象力！
《中国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有很多恒定的指标，比如大胆、创新，这些指标是否也随时代变化有变化？
张维迎：这个东西很难讲，就像一个成功人士一样，有些人逻辑思维不好，形象思维好，他也成功了。同样是企业家，马云和马化腾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没有人能给你一个统一的模式，这很微妙。
《中国企业家》：你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里面反向定义了企业家精神，为什么要反向定义它？
张维迎：这几个观点是我全书的核心：企业家决策不是科学决策，不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求解，不是只考虑利润。常规的说法是企业家就会赚钱，追求利润最大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做的事就是不能条件给定，给定了还要什么企业家啊？他就是创造条件，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所谓不可能是大部分人认为不可能。
决策是没法用过去计算出来的，因为它依赖的是对未来的想象。包括所谓用大数据来搞计划经济，那就完全错了。如果人类的未来都由过去决定，那人类就死了。
《中国企业家》：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大家好像特别喜欢从历史里去寻找经验，来解决当下的问题。
张维迎：这就是遗传啊，但它给不了变异。一个社会，如果就按老祖宗的法条去做就没错，这是守摊的心态，就不是企业家精神了。我们经济学家搞模型，回归得出的结论是平均值，变异是异常值(outlier)，是黑天鹅，不在回归线上。变化是异常值带来的。如果认为找到平均值就能理解变化，这就完全错了。所以我就反向来定义企业家精神，是针对主流的概念的，企业家决策与主流经济学对决策的理解很不同，你用主流的决策模式理解不了企业家决策。
《中国企业家》：一般我们反向定义一件事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原来这事太难定义了，还有一种是原来对这个概念的误解太多了。
张维迎：就是误解太多。我觉得找到这三个反向定义之后，我对企业家的理解透彻了。我们原来讲科学决策，总是理解因为他比我聪明、掌握的数据比我多，或者他这个人胆子更大，对不对？其实这样你就理解不了企业家精神。
找到了这三个反向定义，自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觉得像在挠痒，不是号脉，没有点到穴位上。当我理解了企业家精神不是什么，我觉得才真正理解了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否则你给别人讲1000遍，他的思维还是改变不了。
关于学说：经济学界也需要企业家精神
《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很少会对另外一个学派的学说进行比较彻底明确的否定，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但是我看你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这本书里，对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是不留情面的、决绝的。
张维迎：人类对好多事物的看法、接受的理念，都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如果我们没上学的话，接受的是一些朴素的看事物的方式；上了大学以后，接受的就是一种经过理论化的训练。经过这种训练以后，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戴的都是有色眼镜。事实一样，关键在于你用什么视角去看它，就像日心说和地心说的差异。
我们主流的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偏差太大，出台一整套政策以后就会有问题。我也有点痛心疾首。它忽略了企业家精神这个市场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只讲资源怎么配置。其实资源配置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而人的创造力是不一样的，这个社会上有一类人创造力就特别强，我们就是靠最具创造力的人来带领社会的进步。企业家精神就有这样一种创造力，让它充分发挥出来，其他的都自然就形成了。这才是世界上最本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没法靠政府的规划去实现。
我们讲企业家精神，潜台词就是看人类当中蕴藏的创造力能不能够发挥出来。古典经济学则假定说需要多少个盘子、多少个杯子、多少茶叶、每壶应该泡多少，然后他就算去了，他哪里知道有的人喜欢喝浓的、有的人喜欢喝淡的。而企业家做事，就是实实在在用他的创造力去实现，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企业家一边伺候人，同时也取得成就感，他伺候的人越多，就觉得自己越伟大，简直就像缔造了一个王国。仔细想想，我们真正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机制，这个体制让每个人的创造力得到发挥，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抱负，这种抱负再传导给别人，让别人也高兴。这就是市场的逻辑。如果我们的理论忽略这些东西，都是说有一些可以计算出的结果，这和企业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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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其实是承认人性的，但他对企业家精神没有这么明确的表述。
张维迎：这就是学科发展的问题。经济学后来越来越追求数学化和数据化，不利于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另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本身的一个弱点——致命的自负。不只是企业家才有雄心抱负，学界也有。企业家的雄心抱负就是想办法让客户高兴、买他的东西越多他就越赚钱，就越有成就感。学界的雄心抱负就是让自己的想法改造社会。怎么实现呢？说服有权力的人，让他去调动资源，比如未来应该发展某个产业。一旦领导人同意了，他的抱负就实现了，然后他就忙另一件事去了，都是有前手没后手的。
我在书里写得很明确，企业家哪里是科学决策的，肯定是主观判断啊。科学决策就是可量化的，多数人是对的，但人类的未来不是这样计算出来的。最卓越的企业家，没有一个是靠科学决策出来的。我不是说科学决策不重要，我是说对企业家而言，科学决策不是最重要的。关于企业家的决策权，有个例子：李彦宏要模式转型，但投资人不同意，他就把手机摔了说都不做了，最后还是按他坚持的方向做了。当然，企业家会犯错误，但你不需要担心，因为市场是一个不断纠错的机制，它的好处能迫使企业家不断纠正错误。一旦等到别的企业家来纠正你的错误，你基本就完蛋了，所以还是尽量自己去纠正。
《中国企业家》：你是如何从传统学说里走出来的呢？
张维迎：你要假定它（新古典经济学） 是对的，必须用它的方式去解释现象，但又觉得很别扭。就好像你穿了一件紧身衣，做什么动作都不舒服。2008年在芝加哥开会，有个评论人点破了这一点，他说我的文章很奥地利学派，我一下子就感觉不一样了。其实我一直就是这样，但是我没意识到。是很多的契机促使了这种转变。
主流经济学家号称是研究市场、捍卫市场的，实际上是扭曲了市场。不是市场失灵了，是市场理论失灵了。就像我给你画了一幅像没画好，然后我说你长得不行。画和人变成一个了，把批判画变成批判人了。
人的好多思维也不是一个预定的路径，有好多偶然的因素，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你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容易突破。如果你只是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扭曲、伪装你对世界的认识，比如跟随主流，因为它稳妥。所以我也在呼吁，经济学界也需要企业家精神。只有这样你才有突破，否则就只是跟随者。
我也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实现自己的价值。我原来当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就说，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不是只做合规的事。合规的事情谁都会做，我认为对的事不合规也去做，但是要想办法把它变成合规，比如创办EMBA。这就需要一种企业家精神，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中国企业家》：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你怎么看？
张维迎：他是少有的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我有好多观点是吸收他的，但限于我认为符合我理论的部分。他的悲观其实是在表现一种不满，担心有创造力的东西会被消灭。他把创新提到了企业家精神当中唯一的东西，我认为套利和创新都是企业家做的事情，但人类的持续进步要靠创新。
《中国企业家》：套利与创新对企业家的能力要求有什么不一样？
张维迎：套利和创新对企业家个人的素质要求还是有差别的，套利取决于你的警觉性、敏锐度、胆量甚至赚钱本身的欲望，创新则是做出没有的东西，更依赖于你的想象力和意志。它的周期更长，更具有不确定性，需要你更有耐心，才能干得很远。
套利和创新对体制的要求也不一样。套利是短平快，赚快钱的体制和激励长期创新的体制完全不一样。打个比方，洗澡需要对水温有稳定的预期，但洗手就无所谓。
《中国企业家》：你反向定义企业家精神的时候很多话说得很绝对，比如说不存在市场失灵这种说法。
张维迎：我认为我们经济学定义的市场失灵是错误的，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市场上存在着失调，这才需要企业家不断去纠正错误。市场也会出错，这是市场本身运行的过程；企业家也会犯错，人只要有想象力就会犯错。我们只能用市场本身的纠错机制，就像人走路一样，有时候会绊倒。不能因为腿走路会绊倒，就不能用腿来走路。市场失灵理论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自己走路，需要被人搬弄你的腿，告诉你怎么迈步。这完全是两码事。我反对的是这一种理论。
人一旦相信一种理论，要改变就很难。你找了无数个案例，总能找到一个能证明你自己观点的，这有意思吗？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说，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可能相信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会愚蠢到相信这些理念。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过一个概念，“理论导致的盲区”(theory-induced blindness)，意思是：一个人一旦接受了某个理论，并将其作为思考的工具，就很难注意到它的缺陷。任何一个与其相违背的事件出现后，你会基于本能地排斥，找各种理由为原有理论辩解，或将此事件当成特例，或理解为自己掌握的数据不充分等等，但绝不会怀疑理论。
正规的经济学认为完全静止的市场最有效，一偏离它就是效率低下、市场失灵，这个思路永远改变不了。企业家精神本来就是折腾，你活得好是因为你努力，不是因为你垄断了。马云马化腾不努力也都会完蛋，因为总有人不服气，有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