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王朝往往能利用君臣间既互利又互忌的微妙关系，不断生出小调整的空间，得以僵而不死。

　　每读易代新皇帝的即位诏书，给人就是这样的感觉。

　　且以嘉靖皇帝即位诏为例。该诏书出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老练官僚之手，内云：“惟我皇兄大行皇帝，运抚盈成，业承熙洽，励精虽切，化理未孚，中遭权奸曲为蒙蔽，潜弄政柄，大播凶威。朕昔在藩邸之时，已知非皇兄之意。兹欲兴道致治，必当革故鼎新。”

　　这是一种早用熟了的格式，先是虚文敷衍一番，把老皇帝责任推卸一旁，接着才放出“革故鼎新”正题的内容。预先起草好的登极诏明白宣示，现在要对旧朝弊政启动外科手术了。事实上朱厚熜犹未及进京，杨廷和等早就以太后懿旨的名义，将钱宁、江彬拘捕入狱，抄没两家贪贿巨赀，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帷幕。

　　嘉靖帝即位后的三个月内，先后顺手把钱、江两氏斩首以谢天下，将抄家所得巨款接济边防，借以减少民赋。而后连续裁撤宫内僧道教坊官以及各处镇守太监，大煞宦官专权的气焰，朝野为之一振。

　　16年来积下的弊政，原都是杨廷和等人久欲改弦更张而未能遂愿的心病，终以忍耐换得了时机，一举获得成功。史家前辈孟森、钱穆等对这一点都非常看重。

　　正德帝大为不道，古来少有，然官僚士大夫元气未遭受大亏损，正气犹存。故到嘉靖继位之时，官僚士大夫犹能补苴其间，国祚不至中绝。

　　等到嘉靖中后期严嵩当道20年，谀媚贪贿之风披靡，官僚士人堕落的迹象开始显现。及至隆庆、万历朝，张居正力拯吏治萎靡的猛政闪烁而过，此病因不得治而愈积愈重，终成沉疴。

　　前溯后推，将观察的时段拉长些，看得就比较清楚，期待之中的嘉靖中兴只是一个短暂至极的梦，嘉靖后期却成了有明一代走向衰亡的始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