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的造型怎么来的

自二三世纪，中国佛教造像初兴，三四世纪石窟艺术崛起以来，雕塑的题材总是以说法佛像，或交脚弥勒菩萨像等为主尊，而石窟壁面上，或施以佛传故事、本生经变、维摩法华经变等题材，或以千佛飞天、伎乐供养天等为装饰，而有关“罗汉”这个题材的创作，在这一时期还是相当少见的。

但是就文献所载，最早在四世纪便有人画罗汉像了，东晋时代的戴逵曾经画“五天罗汉像”，或许五天罗汉不是后世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等的其中之一，也不是释迦世尊在世时的弟子比丘之一。但既以罗汉为名，最起码也是指道德修持已有成就者，或是高僧，或是善知识者；他们可能是汉人，也可能是西域人。

公元四世纪，宾头卢罗汉的信仰已悄悄流布。如东晋高僧道安便曾图画供养宾头卢尊者。南朝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年）僧法愿、法镜也曾图画圣僧（即宾头卢）像，梁武帝也曾祈请愈疾。唐代高僧道宣在所写的《道宣律师感通录》中，记载了当时有座宾头卢圣僧像立房供养的事。宾头卢的罗汉造型以“头白眉毛长、形甚庸陋”为特征，虽屡有画造宾头卢供养的文献记载，但南北朝以前的实物遗例，却是一件也没有发现。现存年代较早的罗汉像实物，应是甘肃张掖金塔寺石窟西窟内中心柱北面龛上的几尊佛弟子像。其像有坐姿也有立姿，均顶上光圆，五官秀丽，表情亲和，身着通肩大衣，紧密贴身，带着浓厚的秣菟罗式样，是北凉时代（397—440年）的作品。

北魏以后，罗汉像创作渐多，依其不同的角色、不同的石窟位置，而展现出不同的类型。归纳之，有如下数种：

第一，侍佛二比丘——迦叶阿难像。在释迦世尊坐像的左右两旁，创作了一老一少二比丘，以为侍者。此种题材在北朝后期便相当兴盛，如甘肃麦积山石窟的北魏窟、敦煌的北周窟、响堂山的北齐石窟都有相当传神的老少佛弟子像。

第二，涅槃变相中哭泣的弟子。麦积山石窟在北魏时代已有涅槃变相，在立体的卧佛身后塑作出几位身量较小的佛弟子像，作悲哀哭泣的神情。敦煌北周窟428窟的壁画上，也出现涅槃变相。

第三，十大弟子像。典型代表是云冈第十八窟，洞壁四周以圆雕和浮雕雕出十大弟子像。每位弟子的头部是圆雕，上半身为浮雕，下半身则没入石壁中，每个弟子的头部造型均不相同，很能表现不同个性的罗汉特征。

第四，经变或说法图中的听法比丘。如龙门石窟寺北壁西侧有浮雕菩提树和罗汉。

第五，供养图、礼佛图中引导贵人的比丘，如龙门莲花洞、石窟寺壁面。

以上所述为北魏至盛唐之际最常见的几种类型的罗汉。一般而言，这些罗汉在石窟中多是居于陪衬和次要的位置，且附属在说法图中，虽然和菩萨平列，毕竟还只是配角，而非洞窟中的主尊，有的甚至仅作为装饰之用。

罗汉造像成为主角

南北朝以后，渐渐有了多位罗汉像，成群成列地排在一起，脱离了附属的地位，而且各个罗汉像造型均不同，各尽变化，以表现那相异的性格、感情，创作手法上较前又进入另一阶段。如十大弟子像，在北魏时期的云冈已肇其端了。例如张僧繇曾画佛十弟子图及十高僧图，至宋代还被御府收藏，如今画迹遗品虽已全失，无从见其风格，但从日本现存同时期的遗作可略窥唐代十大弟子像的造型。

日本天平时代的雕刻风格，受唐风影响甚大。日本兴福寺西金堂内的释迦十大弟子群像，塑作于天平六年（734年）。在这十大弟子中，今尚存六尊，是为舍利弗、须菩提、富楼那、目犍连、迦旃延、罗睺罗，群像为干漆塑造，均高约145.5厘米，为七头身像，身子稍显瘦长。这些群像最值得称颂处，是能把握佛弟子的性格，表现其内心的感情，在表情、手势、衣纹上都有极富变化的刻画。

另有表现罗汉姿态变化的罗汉像，为龙门石窟看经寺洞的二十九罗汉。龙门石窟看经寺洞，大约建于盛唐武则天时代，看经寺洞最引人注目的是腰壁间所刻的二十九尊浮雕罗汉像，虽然造型一律呈立姿，但颜面表情丰富，变化多端，有的皱纹满面，有的风采俊逸，有的髭须满腮，有的光洁如洗。而头面的转向及双眼神情，更是生动活泼，或昂头注目，或低眉沉思，或回首相望，均相当写实。尤其双手的表现法，由合十到结各种不同的法印，由握禅杖到持香炉、持数珠、持如意、持莲花等，趣味横生。

在现存罗汉像中，为数众多，而又表情丰富具多样变化者，看经寺洞的浮雕是为时最早的一群。看经寺洞的这二十九尊罗汉，以人物面部表情来彰显其内心的精神世界，是人性化的表现。在中国造像史上，是神性化走向人性化的开端，也是宋代罗汉造像鼎盛的先兆。这二十九尊罗汉浮雕直接影响了五代、两宋以后罗汉的造型。

罗汉造像的确立和兴盛缘起于唐代高僧玄奘，自玄奘翻译出《法住记》之后，罗汉名号及属性便有了明确的定位，罗汉信仰进入了鼎盛时期，罗汉造像也随即成为艺术家们造型、画像的题材而广泛流传开来，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刻均保留下诸多的作品。唐、五代时期的名家卢楞伽、王维、陶守立、贯休等，都是画罗汉的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