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先秦著名典籍之一，共三百零五篇，分成“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是地方民歌，是当时十五个国家或地区的民间音乐；“雅”是宫廷和京城一带演唱的歌曲；而“颂”则是宗庙音乐。《诗经》题材广，有史诗，有农业诗，有政治讽剌诗,还有歌唱劳动、歌唱爱情的篇章，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勾勒出当时整个社会风貌，是研究古史的史料宝库。
《诗经》产生的地域分布很广，除了“雅”和“颂”是东西二都一带的作品，十五国风产生于南到江、汉，东到山东，西到甘肃，北到山西的广大地区。当时要采集这些民歌可真不容易，周王朝专门制定了“王官采诗”制度，每年派出“轩车使者”“行人”“遒人”等官员到各地采风，以此来了解民情，察看政治得失。
《诗经》产生的年代跨度也很大，最早的产生于西周初年（公元前U世纪），最晚的大约在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共五百多年。如此看来，《诗经》创作非一人，成书非一时，因此在文学史上，人们一直认为《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多少年来对此都没有异议。
至20世纪60年代，台湾有一位李辰冬忽作骇世惊俗之论，他一反《诗经》是五百年诗歌总集的看法，而认为《诗经》是周宣王三 年（前825)至周幽王七年（前775)的五十年间由南燕人尹吉甫一人所作。
李辰冬的研究方法是从原始资料中寻求原理法则，再以这些原理法则解释原始资料。他认为，《诗经》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是作者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因为民歌多具共性，而《诗经》三百篇却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是指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或事件等。
接着，李辰冬又将统计学运用于文学研究，把《诗经》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成语、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名、每一个称谓、每一件史实作一个统计，看看它们各自在《诗经》中出现了多少次，从中寻找一个统一的意义。
为了获得科学的结论，他制定了十六条“近乎自虐”的法则，如“遇山川名称，必得指出山的哪一段、川的哪一段，不能只说山名、水名、或发源于何处”；又如“将有相关地名的诗篇作一联系，从中发现古代的某一史实”；还如“遇地名，不仅解释古时在什么地方，现今在什么地方，必要时，还要解释它的历史与环境,务期与诗义发生联系”等等。
经过如此细致的研究，李辰冬发现了“《诗经》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诗、每个地名、每个人名、每件史实都是实录，没有一点虚假。不仅是一部千古不朽的文学伟著，也是一部活生生的宣王复兴史与幽王亡国史”。
李辰冬发现《诗经》中有十多个统一，即：地理的统一、人物的统一、时代的统一、史事的统一、体裁的统一、名物的统一、诗句的统一、风格的统一、声韵的统一、起兴的统一、人格的统一。据此断定《诗经》乃是一人所作，而作者就是尹吉甫。
据他考证：尹吉甫原籍南燕，后得卫国国君赏识，参加平陈，凯旋后与孙子仲的女儿恋爱，留下《击鼓》《女曰鸡鸣》等几十篇诗。周宣王四年，他参与韩侯的朝见、迎亲，于是又作了歌颂和迎亲的诗，《关雎》《麟之趾》等就是这时作的。宣王五年，他随卫人赴镐京勤王，又西征嚴狁，作了《六月》《公刘》《甫田》等几十首诗。
宣王六年，他随宣王南征徐戎，宣王逢山祭山，逢水祭水，君吉甫也就写了不少祭诗，作了“周颂”的一部分和《江汉》等诗。凯旋后到宋祭祖，于是作《商颂》。宣王七年，他与仲氏在许国过了一段安定的日子，留下《汝坟》《汉广》一些诗。宣王八年到十年，他被派去东征恢复鲁国的土地，产生了《鲁颂》的部分篇章……
以后，仲氐被迫改嫁，作《载驰》等诗……宣王二十五年，连续大旱五年，尹吉甫父母饿死，有《云汉》《寥莪》等诗……幽王四年西戎作乱，尹吉甫被逐出卫国，内外交困，作《十月之交》《伐檀》《巷伯》等诗。最后，流浪到今山西汾阳县死去，留下《小宛》《鸱鸮》等篇。
就这样，李辰冬由统计“士”而认定《诗经》是“士”所作；进而调査“征”，不料却査出这个“士”出征的路线；再一步步找出尹吉甫这个“士”随周王出征的过程，使《诗经》的每一篇都在这过程中、在尹吉甫的私人感情生活中得到了定位。
李辰冬的结论，“吓坏了60年代的人”。如果此说能够成立，不仅是西周史要改写，文学史也得改写。过去说中国无史诗，这回有了，只比《荷马史诗》晚了一百年；尹吉甫比屈原早五百年，这就是说,中国的私人诗可提早五百年；至于说《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那就更无法站住脚了，一个人的作品，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人诗集了。
因此，虽然李辰冬的观点让许多人“不忍卒听”，但学者们还是认为，今后对《诗经》的研究，是无法轻易绕过李辰冬积二十年研究筑起的这道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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