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最早称《诗》，相传原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定以后，剩下三百零五篇，举其整数而言之，因此也叫《诗三百》。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经典被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诗》也就被称为《诗经》了。

孔子有没有删过诗？这是个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其后，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直至宋代，很具批判精神的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也仍然认为：“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以后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应麟《困学纪闻》、赵翼《陔余丛考》等著名的学术著作都赞同孔子删诗说。

但是，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为儒家“五经”作注的时候，发现《史记》中的叙述与先秦典籍对《诗》的运用不相符合，于是就对孔子删诗说提出了质疑，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疑古之风很盛的宋代，有更多人对此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与阐述。直至近现代，史学家顾颉刚、

范文澜等都支持这一观点。反驳孔子删诗说的主要理由是：

仔细推敲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话，其实是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说孔子删诗，从三千多篇减删至三百零五篇；一是说孔子选取了三百零五篇诗，作了一番正乐的工作，为求使乐调符合原来的标准。孔子自己只说曾经正乐，从未提到删诗。正乐和删诗当然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二、如果孔子曾经删诗，被删去的诗篇要占百分之九十的比重，那么，在早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代的先秦典籍中，应该有《诗三百》中不见的所谓“佚诗”。但是，保存于今的先秦典籍中所引的诗，绝大多数都见于今本《诗经》，这说明当时的《诗》就只有三百余篇。孔子在当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完全没有后世所赋予的“圣人”的地位，因此即使他删过诗，其影响不足以使当时其他著作都按照他的取舍来引用诗，更不用说会影响到他以前的著作了。

三、据《史记》的记载，孔子是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才开始删诗，这时，他的年龄已有六十八岁了。但是在此之前，孔子的言论中已一再提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的中青年时代，《诗经》就已经是《诗三百》了，那么，孔子删诗又何从删起？

四、《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鲁国的乐工们为他演奏《诗》的乐曲，其范围没有超出现行的《诗经》，甚至十五国风的排列次序也大致相同，这说明当时的《诗经》已经定型，而此时孔子的年龄只有虚岁八岁，怎能删诗？

五、《诗经》中有不少儒家学者眼中的“淫诗”，而孔子是一再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如果《诗三百》经过孔子删定，这老夫子岂容“淫诗”在其手下生存？

六、先秦各诸侯国之间的邦交往来，常常以《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吴攻楚，楚国岌岌可危，申包胥泣秦廷七天七夜，秦哀公为之感动，赋《诗经_无衣》，其中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等句，表示将出兵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篇目，赋《诗》言志是无法顺利进行的。

孔子删诗还是不删诗的问题，已经论战了千年了，谁也无法定论。而上海博物馆在2000年破译的一批战国竹简，为“否定说”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这批战国竹简共一千二百多枚，其中的三十一枚记载的全是孔子对诗的论说，是孔子的弟子对老师讲诗内容的追记。三十一枚竹简所载的六十篇篇名，与今本《诗经》对照，发现有的篇名乃今本所未见，如最后的《肠肠》《又兔》《大田》《少明》等六篇就不见于今本。

另外在七枚记载诗曲的音调竹简中，发现了四十篇诗曲的篇名,其中也有为今本《诗经》所未见的佚诗。由此可以推断，《诗经》的篇数一定远远超过三百篇，孔子删诗至三百零五篇的说法就纯属误解了,他所做的可能只是“正乐”而已。另外，孔子若曾经删诗，在给弟子讲授时必定会提到，但是，竹简中“孔子论诗”的内容中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文字。

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的破译，目前虽然还有争议，但毕竟为我们这个题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孔子有没有删诗这个千古之谜，又向着最终的结论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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