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昌的《工农兵大学生》是写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工农兵大学生，对于今天的八〇后、九〇后们来说也许是一个比天文学、粒子物理学的术语还要显得陌生的词语。但这个词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

工农兵大学生是“文革”期间的产物。我是经历过“文革”这段岁月的人，因此突然面对“工农兵大学生”这个已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的词语时，会有许多的历史记忆从脑海深处浮上来。

工农兵大学生指的是“文革”期间执行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下的大学生，因为这种教育制度采取的是推荐制，通过行政部门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人，所以这些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还会想到一些“文革”特定时代的人物称谓：红卫兵、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等等。“文革”结束了，这些人物称谓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只有在历史叙述中才会出现。但是，我发现历史叙述对待这些人物称谓明显地采取了一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态度。

凡是在“文革”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就被赋予一种历史优越感，如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凡是在“文革”中处于主动地位的人物称谓，在历史叙述中则处在被贬责、被否定甚至被妖魔化的境遇之中，如赤脚医生、工农兵大学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启的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就是以这样一种历史伦理观建构起新时期的文学叙述的，而叙述主体便是五七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掌握了历史话语权，完全以他们的心态、立场和视角去观照、筛选历史。

在以他们为主体建构起来的“文革”叙述里，类似于工农兵大学生、赤脚医生等人物几乎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这样的历史叙述显然是应该被质疑的。因为作为叙述主体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他们并没有走出历史，更没有超越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构起来的历史图景显然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历史的本质。

所以我们应该以另一种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历史，这样才能打破僵化的历史叙述格局。范小青前些年写了一本《赤脚医生万泉和》，我读后大为赞赏，就因为她是以一位赤脚医生的视角来写“文革”的，与我们平时看到的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所讲述的“文革”受难史完全不一样。

王金昌的《工农兵大学生》则是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视角来写他们自己在“文革”前后的经历。在我的印象里，完全以工农兵大学生为主要角色来讲述历史的小说几乎没有，他们早已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工农兵大学生》第一次让工农兵大学生站到了舞台的中心区。

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工农兵大学生》

王金昌是以忠实于历史真相的态度来写《工农兵大学生》的。他说：“我不想批判谁，也不想歌颂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想真实地刻画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人。”我们平时都说要忠实于历史，我们也以此作为衡量历史文学作品的一条标准。但事实上要完全做到忠实于历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首先就要摆脱历史观的制约。

历史叙述要么是建立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基础上，要么就反其道而行之，以颠覆的方式重写历史。王金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与这两种状况都没关系，他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他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

因此他不对故事情节作太大的虚构，不为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他尽量保持生活原型的原生态，这也就带来一个结构上的特点：多线索的、并行独立的发展。王金昌写了好几位工农兵大学生，有从部队来的王建国，有被县教革委主任看上欲招为女婿才进了大学的吕志军，有下乡知青王思哲，还有已经当上省革委副主任却要补上文化知识这一课的严凤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