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9亿元。
这是全国碳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以下简称:全国碳市场)上线一周年的累计成交额。“80亿对于一个碳市场而言,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一位碳市场研究人士对钛媒体App说道。
2021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作为第一个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国家级碳市场,以及全球最大配额体量的碳市场,上线之初,市场情绪高涨,一位投资人还曾在朋友圈发文感慨,“也许是未来的世界通用货币。”
但与最初的乐观情绪形成对比的是,全国碳市场上线一年以来,交易活跃度并不高,除此之外,还有碳价低、数据造假、碳金融产品不足的问题。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全国碳市场“整个交易机制的改善,还需要很多的法规和市场交易的完善。”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对钛媒体App表示。
为什么我国要做碳排放交易市场?
近些年来,全球变暖问题日益受到重视,气候问题逐渐变成政治议题,各国也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方式。一般来说,政策主要有三类:行政、经济和劝说鼓励。
其中,在经济手段中,最重要的就是碳定价机制:一种是政府强制型手段,比如碳税;另一种是通过市场手段,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碳排放交易市场就是将碳排放的权利作为一种资产标的,来进行公开交易的市场。
早在2011年,国内就开始了碳市场的摸索。当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文,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7个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
在此之前,我国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唯一方式就是参与国际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也就是发达地区运用“资金+技术”从不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地区换取得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权”,来冲抵自己的碳排放增加量。
2013年-2014年,7个试点碳市场相继开市启动。后来,中国正式提出双碳战略,将建设全国碳市场纳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体系中。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正式上线交易,这样国内就形成了地方试点市场与全国碳市场并存的现象。
在全国碳市场中,政府确定整体减排目标,采取配额制度,先在一级市场将初始碳排放权分配给纳入交易体系的企业,企业可以在二级市场自由交易这些碳排放权,也就是企业可以将多余的碳排放权卖给其它企业并获取额外收益。
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中心位于上海,碳配额登记系统设在武汉,也就是说企业在湖北注册登记账户,在上海进行交易。
四大问题待解
在去年的交易首日,全国碳市场确实曾经交出过一份亮眼的成绩单:首日配额挂牌协议交易成交410万吨,成交额2.1亿元,收盘价51.23元/吨,盘中最高价为52.8元/吨。
但此后,交易活跃度一直都不高。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成交数据显示,截至7月15日收盘,全国碳市场开市以来累计成交碳排放配额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9亿元。
为什么会出现落差?据了解,目前全国碳市场只纳入了电力行业2000多家企业。这也就意味着,专业碳资产公司、金融机构、个人投资者暂时未得到碳市场的入场券,也就大大降低了市场流动性。
根据钛媒体App追踪全国碳市场的交易数据来看,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全国碳市场多数交易日的挂牌交易量甚至跌至10吨。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马爱民在“中国碳交易与ESG投资合作发展峰会”上就表示,第一个履约期交易的主体、行业还比较单一,仅限于发电行业,而且是限于重点排放的企业,交易产品也只有配额。
“碳配额的额度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企业交易量相对就比较小。”蒋南青对钛媒体App解释了交易不活跃的另一个原因。
全国碳市场流动性不足的一个后果就是,碳价格信号的权威性不足。以7月15日的价格为例,最高成交价60元/吨,最低成交价57元/吨,收盘价为58.24元/吨。在此之前的两个月,交易价格一直保持在55元—60元/吨之间。相比之下,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内的碳价已经接近100欧元/吨的高位。
理论上来说,当碳配额价格高于减排边际成本的碳价,才能有效发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职能。但以现在的碳价水平既难以有效引导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和决策,又无法盘活企业的碳资产,自然就无法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节能减排项目投资。
不过,蒋南青也表示,欧盟的碳市场也是从20欧元阶段走过来的,过去两年发展上升的非常快,接近了100欧元,这也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相关。按此依据,中国的碳市场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随着碳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整个国际和国家对于双碳目标的要求,未来的碳市场价格还是会不断上升的。
交易主体和交易方式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流动性,进而也影响了碳金融产品的创新。
在欧盟碳市场,有80%以上的交易都是来自期货交易,可想而知碳期货对于活跃碳市场的重要性,但碳期货并未在全国碳市场有效地发展。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创始人、世界“碳交易之父”理查德·桑德尔博士就提到过,中国是否会成为碳市场的领先者,关键在于是否能把碳很好地理解为一种融资工具,能不能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
除此之外,碳排放数据造假也是一个问题。碳资产是建立在碳排放数据基础上的虚拟资产,因为二氧化碳看不见、摸不到,所以所有的数据都要靠核算,因此数据的准确性尤其重要。
但2022年3月14日,生态环境部通报四家机构存在篡改伪造检测报告,制作虚假煤样,报告结论失真失实等突出问题。并在6月份公布了《关于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调整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强化碳排放数据日常监管,严厉打击数据弄虚作假行为。
一位碳市场研究人士对钛媒体App表示,虽然数据弄虚作假不具有普遍性,但会影响全国碳市场有效规范运行,因此需要不断建立完善监管制度和技术规范体系,建立数据质量监管长效机制。
周年之后,CCER能否重启?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在为发达国家确定了温室气体强制减排目标的同时,配套设计了三种灵活市场履约机制,包括排放贸易、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
而CCER正是《京都议定书》下清洁发展机制的交易标的,因此能够看到国内碳市场的交易标的有两个: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政府分配的碳排放权额度,另一个就是CCER,即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与只针对特定排放主体的排放配额不同的是,CCER是各类经济主体所能实现的减排效益。
根据去年2月1日起施行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CCER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事实上,早在2012年中国就开始签发CCER这种碳信用,但在2017年闸门被突然关闭。
2012年中国开始建立国内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其减排量为CCER。 2014年,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备案审核工作开始,首批CCER备案完成。 2015年,随着我国建立交易信息平台,CCER开始进入交易阶段。 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公告称,暂缓受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方法学、项目、减排量、审定与核证机构、交易机构备案申请,已备案的存量CCER仍可参与交易,同时组织修订《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时隔五年之后,作为未来全国碳市场下唯二可交易的碳资产现货之一,CCER能否重启也成为最近业内热议的话题。
不久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赖晓明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目前国家正在积极筹备重新启动CCER项目的备案和减排量的签发,全国CCER市场有望在2022年重启。
人们之所以翘首期盼,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CCER是一种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可以扩大碳市场参与主体,允许非重点控排企业进入,以市场化补偿手段促进林业、未来的海洋碳汇、可再生能源和氢能等产业发展。
同时,“它也会对配额市场起到一些调剂作用,就是企业可以购买CCER来抵消他们的碳配额,因为它的价格要比企业自身减排的成本相对要低。”蒋南青说道。
按照现行规则,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以使用CCER抵销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销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5%。在首个履约周期的控排企业核销,就消化了3300万吨存量CCER。
北京绿色交易所之前曾预测,未来,全国碳市场扩容至八大行业后,纳入配额管理的碳排放总额规模将达到每年70亿吨—80亿吨,届时CCER需求将达到每年3.5亿吨—4亿吨。
另外,CCER重启后,意味着金融机构和个人账户都可以参与碳交易,“会产生出大量的项目开发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参与机会,这会对整个碳市场的活跃度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蒋南青表示。
结语
硅谷有句名言:“人们总是低估一个新技术或新事物的长期影响力,而高估了它的短期影响力。”
根据《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2022)》预计,完成八大行业覆盖之后,全国碳市场的配额总量有可能会从目前的45亿吨扩容到70亿吨,覆盖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0%左右。
刚刚起步的全国碳市场,存在诸多问题,但客观认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也是全国碳市场长远发展的必修课。(本文首发钛媒体APP 作者|韩敬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