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越南相对被动承接外部产业机会不同，印度对这个世界有更多想法

图/视觉中国

文 | 柳书琪 陈伊凡 顾翎羽
编辑 | 谢丽容

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机场正在从疫情中苏醒。过去三个月间，每天平均有13万人次从英迪拉·甘地机场出发，掠过南亚次大陆上空，国内客运量已超过疫情前。

全球航空数据平台OAG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和4月，英迪拉·甘地机场超越迪拜成为全球第二繁忙的机场，仅次于美国的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并在5月保持在全球前十。而在2019年同期，英迪拉·甘地机场的排序还在20名开外。

交错纵横的国际航线，只是印度经济复苏的一面侧影。2021-2022财年（截至2022年3月底），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超过147万亿卢比，超越疫情前2019-2020财年的水平，同比增幅为8.7%，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

发展中的印度令人瞩目，但这并不是新话题。近20年来，印度崛起的话题老生常谈：与中国比肩的人口规模、年轻的人口结构、广袤的市场腹地、产业链转移的大势所趋，让印度在新兴经济体中的地位格外突出。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UNCTAD）报告显示，外资对印的直接投资（FDI）金额从2005年起明显上涨，2008年达到阶段性顶点471亿美元，此后十年的投资额都没有超过这一水平——直到近年来美国启动它主导的全球产业链重塑。

“我们相信这次是不一样的。”投资银行高盛印度股票分析师帕尔基特·帕特尼（Pulkit Patni）两年前曾说，印度再次获得了发展的窗口期，“不仅是因为印度政府出台的多项举措，（而且）多家跨国公司都在考虑‘中国+1’战略”。

有别于过去外资企业的“All in中国”战略，“中国+1”是在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分散风险、控制成本的一项策略，其中越南、印度是两大承接中国产业链外迁的目的地。

这一策略带来了明显变化。2019年以来，印度的外资净流入快速上涨，由2018年的421.5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640.7亿美元，两年间增长了52%。不过，和中国相比，印度吸引外资的能力仍有一定的差距。UNCTAD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FDI为1809.57亿美元，相当于印度的四倍。

大国间的经济摩擦，实质上正在让印度获得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和越南相对被动地承接外部机会不同，印度野心勃勃，三年间主动出台了多项刺激政策和发展规划。印度，对这个世界有更多想法。

2019年，印度设立目标：到2025年GDP要达到5万亿美元，2030年达到10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其中1万亿美元来自数字经济产业。当时的印度GDP仅有2.87万亿美元。

印度渴望抓住跳板，但窗口期只是外在因素。能否实现野心的关键依然在于，印度是否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

从印度制造起步

印度经济的发展模式与常规传统国家不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近10年来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3%-17%左右，远低于中国26%-30%的水平。但与此同时，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却一度领先，到2020年时占比近半，远高于其他产业。

“印度不是按照传统国家从农业到工业到服务业的次序逐渐升级递进的，而是呈现出错位式或跳跃式的产业结构演进过程。”摩根士丹利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章俊曾评价。

历史契机和人才优势造就了印度发达的软件外包产业，它在2020-2021财年为印度创造了1940亿美元的收入。但隐患也就此埋下。同期印度IT产业出口增长不足2%，已是五年来最低水平。

过度依赖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结构早已让印度如鲠在喉。依赖软件行业容易陷入受制于人的境地，印度政府认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才是现代化国家富国强兵的基石。

换句话说，印度未来经济转型的关键系于制造业。

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上任后提出“印度制造”倡议（Make in India Initiative），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要从15%提高到25%。

在此后的九年间，印度推出了多项配套激励政策。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两项政策是2015年提出的“分阶段制造计划”（Phased Manufacturing Programme，简称PMP）和2020年颁布的“生产关联激励”（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简称PLI），这分别代表了印度制造从“进口替代”到自力更生的两个阶段和两种路线。

2015年提出PMP的目的非常明确，通过加征关税，促使企业不得不将生产制造逐步转移到印度本土，往往从整机装配起向供应链上游延伸至配件、普通器件乃至高价值器件。首先受PMP管制的是产业规模最庞大的手机产业，随后扩散到家电、相机等多个行业。

2017年起，印度连续上调手机进口关税，从10%起阶梯式上涨。印度中资手机企业协会秘书长杨述成告诉《财经十一人》，目前手机进口的关税在25%以上，供应链关税在15%左右，仅有少量元器件或辅料没有关税。

关税调控的效果显著，印度手机和电子产业协会（ICEA）数据显示，2015-2016财年印度国内电子产业产值仅371亿美元，而到了2019-2020财年，这一数字已升至750亿美元，翻了一倍有余。

据杨述成介绍，目前印度约有200家电子企业的工厂，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为了控制供应链成本，手机厂商会对上游厂商提出转移要求，否则就有可能丢失订单。

严潇潇的公司是最早一批将业务迁至印度的手机供应链企业。2016年严潇潇和员工来到印度诺伊达，负责手机等中国企业的工程项目。诺伊达在印度是一个特殊的城市。诺伊达，实际上是新欧克拉工业发展区（New Okhla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NOIDA）的缩写，是一个位于印度北方邦乔达摩菩提那加尔区、印度首都新德里南郊欧克拉境内的新市镇。该市是印度国家首都辖区（NCR）的一部分，境内除了有许多印度联邦中央单位驻设，也是许多跨国资讯业厂商在印度设置服务委外据点时重要的选择地点之一。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诺伊达人口将近64万，识字率为88.58%，远高于印度的平均水平，与新德里相当。

印度诺伊达的汽车工厂。图/视觉中国

印度诺伊达的手机工厂。图/法新

严潇潇对2016年的诺伊达记忆犹新，随处可见堆放着的垃圾，动物在马路上悠然自得。

在短短几年里，诺伊达快速发展，三星、OPPO、vivo、传音等诸多厂商和它们庞大的供应链网络在这里汇聚，厂房林立，四处还可见正在施工的新园区。这里就像中国的东莞，或是早年的深圳——以低廉成本吸收来自全球价值链碎片化的红利。

最初，手机企业在印度只有技术含量较低的组装环节，随后，价值链较高的SMT贴片（表面组装技术）的产线也来了，搬迁至印度的零部件越来越多。三星、华星光电、深天马已将部分面板产线迁至印度，这已是手机产业链偏中高端的环节。

但关税调控只是印度制造业启动期的短期战略，负面效应同样不可忽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厂商及供应商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在印度设厂，叠加关税成本后，传导至下游将带来终端产品价格上涨。Pulkit Patni判断，现行的关税制度可能会对印度制造业的发展产生抵消效应，从宏观层面来看净效应可能是负面的。

更何况，外资来印建厂，动力是绕开关税、控制成本，那么外资厂生产的产品绝大多数也在印度本土消化，极少“走出去”，打出“印度制造”的品牌。

追求自力更生

2020年之后，印度制造的战略发生了大幅调整，要求实现“自力更生”，减少对中国等国的依赖。

2020年，印度推出PLI，将用19.7万亿卢比（约合260亿美元）支持14个关键行业的生产，包括半导体、光伏、电子设备、制药、医疗器械，汽车等，要在印度本土制造企业中扶持出“印度冠军”，并创造出6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印度手机和电子产业协会在近期一份报告中分析，政策方向的转变，意味着印度不再只关注进口替代、靠征收高关税阻止产品进口。未来，印度的重点将放在解决零部件进口难的问题、加快交付周期，以求在组装价值链中获得重要立足点。

据印度中国商会秘书长刘晓冬介绍，现阶段印度本土制造业的门类相当不健全，依然高度依赖于外资企业，主要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含港台）企业。2021-2022财年印度前十大车企中有八家是外资企业，印度的塔塔（12%）和马恒达（7.4%）分别排名第三、第四，前两名是日本铃木（43.65%）和韩国现代（15.78%）。在手机行业，2021年印度前五大手机厂商均是外资企业，其中67%的市占率来自中国企业。

印度企业仅在一些细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业务横跨钢铁、汽车、机械多个领域的塔塔集团和汽车企业马恒达、拖拉机企业Sonalika、摩托车企业Bajaj等。

严潇潇判断，短期内（印度本土制造业）肯定做不起来。像OPPO、vivo对供应链的要求非常严格，生态也比较封闭，印度企业很难打入。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中资供应商的窗口期是有限的，等中资企业教会了印度企业，它们就到了转型升级的时候了。

也就是说，本土企业成长起来，只是时间问题。

杨述成发现，印度的一些钢铁、LED、电子企业也在快速发展，比如手机产业中的Jio、Lava、Reliance等品牌。“虽然规模小，但它们正在学习外资企业，而且更会整合当地资源，政府也会扶持。”

追求自力更生的印度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外资企业的助力，相反，为了完善本土产业链，印度正在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

李钦是盘古智库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印度大恒竺成律师事务所中国事务部顾问，长期为中国企业赴印投资提供法律服务。他从一位印度同行处得知，在今年5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印度派出了许多参会者，其中至少有四个邦（类似中国的省）的一把手在现场大力游说外国投资。

印度目前的招商引资，不再局限于价值较低的环节，还渴望向半导体晶圆厂等更上游的环节深入。2020年，印度颁布了《电子元器件和半导体促进方案（SPECS）》，计划通过激励、补贴的方式吸引半导体企业赴印建厂。

据外媒报道，今年4月印度首届半导体会议上还发布了一项用100亿美元吸引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商的激励计划。印度IT部长阿什维尼·瓦希诺（Ashwini Vaishnaw）强调，印度会争取更多激励，还需要更多半导体制造商的参与。

Vaishnaw说：“我们的胃口很大。”

印度电子制造业2025-2026财年前的目标产值是3000亿美元，其中将消耗700亿-800亿美元的半导体产品。

目前来看，响应印度政府号召的半导体厂商寥寥，只有印度自然资源集团Vedanta分别与富士康和鸿海成立的合资企业、ISMC、新加坡企业IGSS Ventures等少数几家。

多位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对《财经十一人》表示，短期内不会考虑在印度建晶圆制造厂，“没有产业集群，没有稳定的政府，综合成本也不划算”。

此外，印度还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出口，将角色从制造大国转变为世界工厂。印度手机和电子产业协会报告指出，如果继续走进口替代道路，在未来4年-5年内，印度国内的电子产品市场最多增长至1500亿-1800亿美元。面对3000亿美元的目标产值，出口额至少要达到1200亿-1400亿美元。

2020-2021财年，印度电子产业的国内市场规模是673亿美元，而出口市场仅有106亿美元。也就是说，在印度生产的电子产品中只有不到14%用于出口。短短五年间，印度要把这一数字提高十余倍——这是“印度制造”计划中更激进、也更难走的一步。

据《财经十一人》了解，现阶段大部分外资企业尚未考虑将印度作为中转出口的重点枢纽。即便有产品出口，品类和金额也较少。

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相比，印度吸引外资的首要动力是印度本土市场的潜力。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基数庞大且消费力在上升的重要市场，是任何一家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在布局时都无法忽视的。

从最新财年的数据来看，印度商品的出口额达到历史最好水平4218亿美元，同比增长44.6%。不过这一数字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2021年中国货物的出口额为3.36万亿美元，是印度的八倍。

创投的繁荣与泡沫

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迎虹研究中印经济社会多年，他告诉《财经十一人》，印度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发展一直存在“有增长、无就业”的问题，大量农业人口无法通过工业化转化为从事工业生产的城市人口，这导致印度的贫困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更有效的纾解、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黄迎虹调研发现，印度以政府牵头招商引资的，大多是大型工业项目，如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相对较少，且有一定的教育程度门槛。而中国过去的路线是工业园遍地开花，吸纳各类中小企业入驻，这些企业对工人的要求不高，还提供上岗培训。

因此，印度农民抗议建设工业园区的情况时有发生。“征了农民的土地，农民的孩子却没办法在工厂里干活，只能当保安。”黄迎虹说。

继“印度制造”倡议后，莫迪在2015年推出了另一项重要倡议“创业印度”（Startup Initiative）。其中一大目的就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将创业潮由印度一线城市拓展至二、三线城市以及半城市、农村地区。

印度政府当时宣布将提供1000亿卢比（约15亿美元）的基金，主要用于扶持制造业、农业、健康和教育领域。

移动互联网培养的生态、庞大的人口以及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为印度创业公司提供了土壤。2020年后，随着美元基金和全球风险资本对中国市场逐渐观望，“创业印度”明显有了起色。2021年，印度独角兽企业和投资进入高速增长期。

第三方咨询机构安永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年印度独角兽企业增加了44家，风险投资额创下约285亿美元历史新高。活跃的资本来自世界各地：美国的老虎环球基金、红杉资本、KKR，欧洲的Apax Partners，日本的软银等。

这些资本中有一股势力不可小觑，那就是在跨国公司担任高管或从事投资活动的印度人，如微软首席执行官（CEO）萨提亚·纳德拉、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IBM的CEO阿尔克温·克里希纳等。

“Return in（印度裔企业家）在印度的产业发展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作为一家跨国半导体公司的高管，刘辰说，除了引入投资，这些企业家们还会将新兴的印度公司带进跨国企业的产业链中，促成商业合作。

刘辰长期负责公司产业生态基金的投资。他有不少从事风险投资的印度朋友，“他们通常不是在印度，就是在去印度的路上”。

崔怀舟赶上了印度创业的蓝海期。他曾是欢聚时代YY海外短视频副总经理，2019年他去印度创业时，甚至没有具体的业务模式，但也拿到了险峰K2VC 100万美元的天使轮投资。

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曾提出过“时光机理论”，由于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创业者们可以将发达市场实践出的经验和成果，带入欠发达的市场，有如坐上了时光穿梭机。

崔怀舟在印度创业三年，他感受到这个国家创业生态的火热，酷似移动互联网产业在中国爆发的前夜。创业者们勤劳、肯吃苦，“我们印度团队一直是一周工作六天”。他第一次创业的短视频产品上线仅三个月，日活就达到了20万。

宋阳是一家陌生人社交App的海外市场负责人，2020年，她所在的公司也进入了印度市场。她感受到，虽然用户付费能力不强，但好在人口基数大。只要App出台优惠活动，印度人就会口口相传，一起“薅羊毛”。

只是当时已有大量中国同类公司进入印度，竞争比预期更激烈。“其实印度也越来越‘卷’了。”宋阳说。

如今的印度，独角兽企业数量已超过英国，跻身全球第三。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政府的扶持很难落到实处，据印度第三方机构LocalCircles对8000多家印度初创公司的调查显示，仅有两成受访者从“创业印度”等政府计划中受益，近七成明确表示没有获益。换言之，真正加速印度创业潮的，还是近年来美元基金的避险策略。

另一方面，刘晓冬告诉《财经十一人》，虽然近年来谷歌、亚马孙、KKR等美国资本向印度投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基本集中在互联网领域，对制造业的助力很有限。

安永报告显示，印度的独角兽企业集中在互联网领域，金融创新占比最高，其次是电子商务和教育类创新。这些都是印度服务业这一传统强项的优势延伸，庞大的软件人才储备、与欧美接轨的语言能力、印裔企业家的助力，足以让印度将过去几十年的IT优势嫁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

但相应的，科技制造业领域的创业者却不多。这似乎与印度政府以创业带动就业，扶持制造业、农业、健康和教育等基础性民生行业的初衷相去甚远。

营商环境屡遭诟病

在“印度制造”等政策的连番激励下，过去十年间外资企业纷至沓来。

“蜜月期”总是美好的。刘晓冬回忆，大约在10年前，印度政府邀请中资企业投资印度，主动精简规章制度和审批程序。此后，在家电、手机、工程机械、汽车、通讯、建材、新型能源、风险投资等领域，累计共有超过1000家中资企业来到了这片热土。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很快显露出来。严潇潇发现，印度工人的结构更加年轻化，工人的月均工资在千元左右，还不包吃包住。他向《财经十一人》评价，这确实是有优势的。“在中国不光是包吃住，每月还要几千块钱工资，就这样还招不到工人。”

据杨述成介绍，中印越三国中，印度的人口红利最突出。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普工工资在4500元-5000元左右，中西部省份也要4000元，越南则在2500元-3000元左右，而印度的普工工资仅需1500元。

但外来者很快意识到，印度市场远比想象更错综复杂。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购置土地的流程烦琐，一些土地所有者逐年提价，租赁成本也随之提高，抵消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

印度的劳动法也非常严格。过去员工在100人以上的企业要想裁员，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否则将面临工会抗议、员工罢工以及法律诉讼。虽然2020年这一裁员的门槛放宽到了规模300人以上的企业，但影响依然存在。

黄迎虹了解到，为了规避劳动法的限制，很多企业宁可延缓扩张的速度，保持在较小的规模，这实际上又抑制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严潇潇初来乍到时，也走过不少弯路。“说起来都是小事，但做事很慢，要花很多冤枉钱。”比如印度人花每平方米15元租到的厂房，中介租给中国人却要25元；招聘时不了解行情，被“忽悠”着给印度员工发放远高于市场价的工资。更有的印度HR谎称印度的每个节日都要放假，一年放100天假，公司根本无法运作。

从成本来看，企业初到印度的投入不小，由于产业生态和基础设施建设都尚未完善，原材料的进口成本、物流成本也比中国要高。以此综合来看，印度的优势并不明显。但严潇潇也渐渐摸索出了门道，“来得久了，管理能力上来以后，成本也在下降”。

不过，有的问题仅凭年限和经验是难以解决的。

赵豪杰是一家半导体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曾在一个跨国通讯企业担任印度市场的高管。数年前，他曾接到一位印度客户的要求，用约200元做一个智能手机。“我们觉得这简直疯了。”当时中国的山寨机也要1000元左右。但没想到，最后印度人做到了，只有两种功能——收发邮件和支付。

张诚曾在一家中国手机公司的印度分公司从事市场业务，印度市场过低且增长缓慢的消费能力让他感到无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印度人均收入为1920美元，较十年前仅增长了57%。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增长了约1.5倍。

他告诉《财经十一人》，当时他所在企业超过五六成的销售量都来自千元以下的手机，毛利只有几个点。即便是以手机等硬件获客、再凭互联网业务盈利的模式，在印度也难以跑通。“用户付费的意愿非常低，游戏和广告业务相对好一些，但广告商发现转化率也很差，久而久之也放缓了投放。”

第三方机构IDC数据显示，哪怕到了2022年一季度，印度智能手机的平均售价仅有211美元，远低于全球402美元的水平。

另一大难关是税务。“印度人自己也说，印度税法的复杂程度恐怕在全世界是第一名。”一位印度中资企业资深人士感叹。

即便是非营利机构，每年也要聘请专门公司，提供税务、账务、审计、合规等方面的服务。稍有疏忽，就是违规金额10倍-12倍的罚款，普通公司的合规成本还会更高。

杨彪2019年撤离了印度市场，他经营着一家主营监控、摄像头等电子成像产品的公司，2017年底跟随下游客户将工厂迁至印度。他告诉《财经十一人》，印度执法部门轮番上门，有时甚至封仓库，他不得不支付解封费。对于印度政府捉摸不透的规则，他感到疲倦：“我是去做生意的，没有兴趣花时间去研究那些东西。”

赵豪杰用“随意”形容印度的法律，他对《财经十一人》说，很多时候很难在印度法条上找到依据，但执法部门会突然宣布企业违反了某一条法律，而这条法律很可能只是来自一个法官的判决，或是竞争对手提出的反垄断申诉。

“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李钦从事企业赴印投资的法律业务多年，这是他最深的感悟。

林民旺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告诉《财经十一人》，中国企业在印度，正在遭遇过去美国、日本等国企业遇到的相似情况。

这些国家的企业进入印度市场较早，拓荒苦不堪言。遇到和印度地方各级部门的纠纷时，就算打官司的赢面很大，但也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因此，经常性撤出、转手资产的欧美企业也不在少数。

这也是为什么欧美企业青睐印度互联网产业、而较少投资制造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制造业是重资产投入，利润偏低，“愿意且能够长期扎根印度的企业极少”。

林民旺转而又说，印度的神奇之处在于，总让人觉得有希望。它把人逼走，又总把人吸引回来。韩国钢铁企业浦项、美国沃尔玛等公司都曾在走与留间多次摇摆。

在世界银行公布的经商便利度排名中，2019年印度在190个经济体中位列第62名，前后分别是保加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中国排名第32。这已是印度努力改善营商环境的成果，在2017年以前，印度的排名在100名开外。

“我们常说，无论你用什么话描述印度，反过来说，也成立。”前述小米人士在印度工作了十余年，他总结道，印度是如此一个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富饶、混乱与秩序并存的神奇国度。

需要中国，又忌惮中国

在振兴印度制造业的宏大目标下，印度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尤其重要。中国是制造大国，制造业对世界的贡献比重接近30%，对印度而言，中国既是密切合作的伙伴，又是渴望超越的对手。

“又爱又恨。”

前述中资企业资深人士形容印度对中国的态度。一方面，印度在大型基建、电子设备、化工品等领域对中国产品或中资企业有着刚性需求。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年中印贸易额达到1256.6亿美元，同比增长43.3%，中国仍是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多位受访者告诉《财经十一人》，手机是最典型的印度无法离开中国的产业链。比如，中国手机品牌占据了印度近八成的市场份额，从终端到零部件乃至包装，都来自中国。这体现了一种话语权和不可替代性。

但另一方面，印度又处处想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受到正面冲击的是互联网行业。近两年来，印度政府连续封禁累积224款中国App，包括抖音海外版TikTok、微信等。

印度本土App快速瓜分了这部分的市场空白。在印度App Store和Google Play中，TikTok离开后，印度本土短视频App（包括MX TakaTak、Moj、Josh）包揽了2021年一季度下载量的前三名。两年前，这三席上都是中国的App。

李钦认为，印度会将中国在印产业划分为能创造大量就业的实业投资，以及投入较轻量级的互联网投资。互联网企业创造的税收和就业机会较少，且有数据跨境流动的风险，因此印度的管控手段最为激进。

宋阳对此早已“见怪不怪”。2020年她所在的企业进入印度市场时，在印度市场份额较大的中国App几乎都被下架了。印度最大的在线支付网关和充值门户之一Paytm还切断了中国企业的支付渠道，只要公司的实际股权里有中资背景，就无法通过审核。

2020年4月，印度颁布FDI新政，要求与其接壤的国家在投资印度前,必须经过印度方面审查。与印度接壤的国家中，中国是最主要的投资国，因此这条政策也被认为是限制中国在印的投资自由。

在FDI新政出台后，明面上几乎已没有了中国企业投资的身影，仅有少量增资项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企业对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七成，仅有6318万美元。

今年以来的税务纠察风波再度让中资企业陷入困局之中。首当其冲的小米先于今年1月被追缴65.3亿卢比（约5.6亿元人民币）的税款，后又在4月被冻结7.25亿美元（后解除冻结），该案件还在审理中。

税务问题是印度政府常用以规范或限制外资企业的方式。近年来，印度税务部门对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外资企业都进行了税务调查并开出了高额罚单，其中不乏印度政府败诉的案例。

一位小米印度人士告诉《财经十一人》，小米可以说是印度本地化做得最好的中资企业之一，大量启用印度人作为分公司高管，但依然避免不了麻烦。此次冻结的资金数额是印度史上最大的一次。

《财经十一人》综合调研了解的情况是，不只是小米、OPPO、华为等大企业，至少有500家中资企业在印度遭遇了税务及合规性普查。这是中资企业进入印度以来面临的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系统性危机。

“中小企业没有抗风险的能力，如果被冻结资产或者接到高额罚单，很有可能会难以维系，或者就此退出印度市场。”李钦说，这将对印度的营商环境造成一定的冲击。一个商业社会的繁荣，不是只有大企业，更多的还要依靠毛细血管网络一般的中小微企业。

在印中资企业已人人自危，其他外资企业也唇亡齿寒。“这次的查税风波波及太广，其他国家外资企业心里也在打鼓，对印度的营商环境有不安全感。”前述小米人士说。

如今，横亘在中资企业面前的困难重重：公司注册、注资、投资等需要政府审批，企业不能参加相关项目招投标，获得工作或商务签证难度大。据一位知情人士的不完全统计，高峰时期在印度中资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中国人大约有1万多，而现在仅剩一两千人。一些企业由于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已退出了印度市场。

但对大企业来说，放弃印度仍是个不太现实的决定，核心原因是无法放弃这个肉眼可见的庞大市场。而且前期的成本已经撒进去了，现在撤出不亚于一场灾难。

一位在印度工作十余年的中资企业负责人对《财经十一人》说，大企业在印度已经投资了数十亿元，这类海外布局是集团层面的重要战略决策，不可能轻易撤退。印度中国商会也在鼓励在印企业。“新企业难以进入印度，已进来的要珍惜开拓印度市场的商机，有条件的还是要坚持。”刘晓冬说。

中国人出海经商，灵活性是最不缺的。将公司注册成新加坡公司再向印度注资，或者直接在印度成立公司；支付渠道被限制，就尝试多家替代供应商；签证被卡，就增加申请签证的人数，把原本的10个名额增加到20个。

如今崔怀舟的公司在法律意义上就是一家新加坡公司，他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新加坡办公。

李钦感受到，从今年开始寻求律所提供专业出海合规服务的中国公司又多了起来，其中主要是跨国企业及不得不随之迁徙的供应商。“即便有FDI的限制，它们也愿意排队等待。”

严潇潇为中资企业承建工程项目，哪怕在2020年FDI新政后，他依然目睹着一片片新的工业园区正在诺伊达的土地上大兴土木。TCL的电视与显示屏产线、OPPO、vivo等多家中国电器及电子企业的新园区都将落地。在热火朝天的景象背后，或许意味着中印间的纠葛将更加复杂。

“缓慢的大象”能不能抓住窗口期？

纵观世界全局，印度的发展红利期诞生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美间的摩擦和俄乌冲突推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塑，也为印度赢得了相对有利的战略空间。

印度并不是唯一适合发展制造业的经济洼地，部分供应链企业已在墨西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布局。图/法新

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年5月下旬的亚洲之行中,开展了一系列被解读为有意主导亚洲局势、制衡中国崛起的动作。美国先是启动了包括印度在内的13个创始成员国的“印太经济框架”，后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会议。今年3月，日本还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向印度投资5万亿日元（约合2669亿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5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国同地区国家一样，乐见有利于加强区域合作的倡议，但反对制造分裂对抗的图谋。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属于哪一类？首先要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看透其背后隐藏的图谋。”

但靠近美国是否意味着印度已经加入美国的“朋友圈”，所谓的机遇期又能否真正惠及印度，其中还充满不确定性。

由于独特的历史和国家体量，印度长期将自己定义为大国。在外交政策中，印度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姿态。早在20世纪中叶，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在美苏之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黄迎虹解释，即便印度现阶段亲近美国，也只是策略性的。印度始终端着大国姿态，不见得会在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只是在中国崛起的压力下，印度接过了西方递来的橄榄枝。

在中印问题上，印度已表现出明确的脱钩姿态。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研究员王明远撰文指出，莫迪政府推行的“中国产业替代政策”表现为三个层次：

2021年中印贸易额已达到1256亿美元，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高达690亿美元。林民旺对《财经十一人》说，印度担心的是，过度依赖中国商品，会导致印度制造业被掏空，这与美国的忧虑和大力推行的制造业回流的逻辑如出一辙。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在2020年出版的书籍《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中的策略》中表示，印度在当前阶段与不同对象国打交道的策略是，“与美交好、管控中国、与欧洲培养友谊、安抚俄罗斯、拉拢日本、吸引邻国”。

但这不意味着中印关系完全没有改善的空间。“中印合作中的关键问题是信任的缺位。”黄迎虹认为，边境问题只是一层，中印关系还存在着战略性的不信任。“过去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是应该先发展经济、再解决争端，还是先解决争端、再谈经济，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

在黄迎虹看来，冷战结束后世界建立了新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世界是贸易组织（WTO）等主要机构的带动下，全球的潮流都是开放。印度虽然在寻求中国之外的替代，但这些努力并不见得成效卓著。

一种可能的合作空间依然存在。印度FDI新政的审核仍在进行中，一些被封禁的中国App也有望通过合作的方式重返印度市场。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就在尝试这种可能性。

在靠近美国的策略之下，虽然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向苹果、三星、英特尔、思科等全球科技公司宣传印度市场、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但成效有限。

在苹果全球200大供应商中，设立在印度的工厂仅从2018年的七家增至2020年的九家。三星今年计划将印度手机工厂的产能由每年6000万部扩大到9300万部，在全球产能中的占比由原先的20%增长到29%。

营商环境中的“硬伤”依然顽固：劳动法复杂、征地困难、缺乏稳定的电力供应、落后的物流体系、过低的行政效率等。

印度中央与各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也让中央层面的一些政策推行缓慢。黄迎虹说，一些邦的执政党与中央不同或者不是中央执政党的同盟，常会出现地方不配合中央的情况。

这导致一些政策看似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困难重重，动员效果较差。

作为印度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导人，莫迪推行的“印度制造”政策收效平平。2014年后，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反而从15%下降到了13%。与此同时，印度是年轻人口最多的大国，制造业发展进程缓慢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就业问题。

“印度像一头大象，行动缓慢。”黄迎虹形容，“中国用20年可以做完的事，印度可能要50年。”

当然，印度的缓慢只是相较于中国，在新兴经济大国中，印度的GDP增速已是首屈一指。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全球产业链重组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在进程中。印度并不是唯一适合发展制造业的经济洼地，新的苗头已经出现。杨述成观察到，已有部分供应链企业将布局拓展到墨西哥、非洲、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的上升，产业链的迁徙还将持续。

手机产业链属于中国电子制造业中较早一批走出去的。以手机行业为例，杨述成判断，印度的生命周期只有10年-15年。这说明印度的时间窗口也是有限的，特殊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印度独特的发展机遇，但自身是否做足了准备也尤其重要。

2019年莫迪曾提出，要在2025年前实现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预测，这一目标要到2026-2027财年才能完成，比最初的口号晚了两年。这当中既有疫情的影响，也有印度种种客观阻碍尚未解决的因素。

作为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大国，印度始终有着一分自信与骄傲：要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GDP达到10万亿美元，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子制造及出口国。每个口号都掷地有声，但也颇具挑战。

这不仅要求印度在美俄关系中左右逢源，寻求中国之外的更多替代项，还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营商环境、提升行政效率等内部环境，桩桩件件都非一日之功。

但无论如何，世界的聚光灯已经投向了印度。据世界银行等机构预测，未来20年，印度经济平均增长率将在8%左右，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在4.5%-5%左右。

尽管以此推测，20年后印度经济总量将依旧小于中国，但是，如何面对一个拥有比中国更高发展速度和时代红利的邻国，并应对它带来的冲击，将是中国不得不直面的课题。

（文中刘辰、宋阳、张诚、杨彪为化名）

作者为《财经》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