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下，人们对全球经济形势最强烈的直观感受，恐怕是严峻与不确定性。 当国内外环境发生变动，中国经济自身也面临较大调整，短期内预期出现一定波动也是自然现象。 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呈现初“无热点有重点”的特征，重点一定要做，但要考虑用什么方法来推进，国家为主还是市场为主？ 那么，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家、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对于前者的反应，政府应如何考量？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中，政府和企业的角色应如何调整？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国家和市场关系这一母题。 对于中国经济现状与趋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作出的自己的独到分析。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最近听了您在思想者论坛和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等几场演讲，颇有感触，有些观点想请您展开聊聊。关于企业扩资和政策波动问题，我注意到您在近期的访谈中多次谈到。近来像减税降费、信贷优惠等措施很多，但收效并不理想，恐怕意味着政策并未击中企业的实质需求；所以，对企业来说，目前比较大的顾虑是什么，实质需要什么？由此，决策层应着重改善的问题和发力点在哪里？
张军：就重要性而言，我们经常说，有些事情具有一阶的性质，有些则属于二阶的。经济学家通常把创造财富的活动，例如贸易、生产、创新等等视为一阶性的，而把那些涉及管制、审批、补贴、腐败等活动视为具有二阶性质的。
现在我们出台的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像纾困、补贴等等，大概应该视为二阶性政策。纾困政策的效果不理想，说明市场主体当下更关心那些一阶性的问题，直白一点就是市场恢复开放的问题，以及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为什么市场主体感受到的政府干预越来越多？为什么很多政策多变、不能保持连贯性、一致性？为什么宏观经济的调控越来越带有行政干预的色彩？这些问题才是企业家、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疫情时期，超市补货。图自新华社
观察者网：就这个问题衍伸开来，想到一点即决策者如何处理好政策出台/宏观调控与市场预期管理的关系？打个比方，这段时间我们去观察美联储加息的事情，会发现美联储与市场之间的“配合”打得比较好，从释放信号到落地，相对不会出现很大起伏或突发性行业冲击。这其中有没有值得我们观摩借鉴之处，同时也是今后可以加强的地方？
张军：中国的宏观调控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管理存在较大区别。因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部门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没有扮演太多的角色，没有做规划的，没有安排投资规模的，也没有什么干预政策去限制发展的。经济主要由市场机制主导，也就是由市场上的主体——包括作为消费者的家庭、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再加上投资者等，在一个稳定的法制框架内按市场制度规则来运行的。
但既然是市场经济，总会出现总量不平衡的问题，可能因为受到像能源价格那样的外部冲击，或者国内某种投资热点的形成，导致宏观上出现总量平衡被打破的问题。这时候确实需要宏观管理当局通过调整一些政策来干预，当然这些政策在短期主要还是货币政策。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联储的角色也相对比较单纯。因为它的使命非常清楚，首先要判断宏观经济是否到了需要出手干预的地步。比如前两年，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在讨论美国通胀问题，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分析师以及一些大机构对接下来的通胀发展趋势都有自己的研判。
而对美联储而言，也不可能先知先觉，也是这场讨论中的参与者之一；更何况它本身就拥有大批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会对形势进行观望和研判。最初，美联储的看法可能跟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不一样，认为美国的通胀应该是暂时性的，不会出现恶性通胀，他们的理由是通胀主要还是与疫情冲击有关，所以不想过早干预通胀。而且，当时它们看到美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好像各方面表现都不错，所以并不想过早使用货币政策去干预这个局面。但后来的事实证明美联储的研判是有误的。
但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事实上也没人可以准确预测经济现象，所以等到美国的通胀趋势确实已经超出了预期，美联储意识到此前的研判有偏差，于是调整了自己的看法，决定要进入加息通道。
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从美联储最初研判那一刻起，它跟整个市场就是互动的；美联储会向市场主体公开自己的看法，市场主体可以及时了解美联储的想法，反之亦然，美联储也可以从中得知市场主体的动向，这是双向互动。等到美联储真正决定加息的时候，议息会议的讨论和表决也是透明的。
此外，美联储对各季度美国经济的总体预测也会通过点阵图这个直观方式公布出来；也会从市场了解经济学家或是机构的预测。其实，双方是在不断磨合的。
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管理总体上不涉及我们提到的一阶的问题。因为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转，没有一个政府部门会去不适当地干预这些规则，市场主体也从来不会担心一阶性质的政策出什么问题。
我前两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用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要围绕一件事情来展开，那就是预期。因为宏观经济是一个会受到预期干扰的流量经济，流量会受预期变化而不稳定，反映出来则表现为短期的需求变化，包括消费支出，也包括资本支出。在预期问题上，最怕的是形成一致性的看法，因为那样会造成经济的过热或紧缩。
11月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观察者网：确实，政策突然性转弯，如果没有提前对市场逐步释放消息，做好心理预期，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容易短期内产生焦虑，从而导致市场不稳定。
张军：这就是典型的所谓“政策冲击”。从宏观管理或经济运行角度来讲，这是最应该避免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把突然性的政策冲击降到最低。只要不是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在正常情况下，政策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宏观上的问题，要用宏观的手段来调节，而不是突然把某个政策叫停或是突然出台一项新规，在市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而且对预期、尤其是市场主体的预期会有很大冲击。预期一旦受到冲击，不是一下子能修复回来，而且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修复就更难了。
观察者网：从这个问题谈开来，背后恐怕还是怎么理解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像这两年社会舆论中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议也比较多。另一种感觉是，我们现在在谈一些经济政策时，有时会把一些政治目标或一些长期的政策性目标融合到里面去，让外界体会到行政的声音比较明显。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当然，反过来说，在目前这样的国内外大环境之下，是不是确实对国家、政府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它更加突出一些？
张军：这里有几个层面可以讨论。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干预经济的看法首先来自于宏观层面；前面我也谈过了，的确我们的调控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
其次，也来自于我们产业政策的做法，我们会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布局一些重点发展的产业；一般而言，一旦确定了这些目标和产业之后，国家会在一定时期里动员很多资源。应该说，这是我们国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做法，即便在改革开放以后依然存在，而且这些年其实是在加强。
那么，具体做法就是将一些规划的指标相应分解到各行各业，最终在某一行业形成中长期目标，比如在十四五规划中制定相应的量化指标；在目标执行过程中，基本是以政府动员资源的方式来推进，所以看上去可能并非由市场主体来推进，而是各级政府下场。
当然也会动员市场资本参与投资。在很多大型投资项目中，现在更多的做法是地方政府先搞一笔钱作为引导基金或种子基金，然后把市场上的民间资本也以某种方式吸引进来，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基金，来支持某一产业的发展。通常，政府也会把这个基金交给市场上的专业投资人打理。总之，不管是政府主导的方式还是政府委托的方式，反正它的运作还是市场化的。 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做法是否一定能成功，没有人知道。一旦出现方向性或战略性失误，就是很大的风险和代价。
第三，这些年来，欧美常常会质疑中国的一些非市场经济行为，包括最近拜登在巴厘岛峰会期间提到了这一点，他的理由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做法会损害到美国家庭和工人的利益。比如政府主导很多产业，动员大量资本投进去，这被认为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竞争。这就成为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们确实需要高度重视，如何来处理这些敏感话题，涉及到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及其它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也要说一句，欧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多半是基于他们的叙事，而并非完全基于事实。如果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哪来今天这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如果中国一味通过产业政策来扶持企业，并且如果真的这些产业政策可以成功，那我们应该看到国有企业更成功才对啊。可是我们今天真正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公司，哪一个是国有企业？
中国出海企业 图自远川出海研究
观察者网：您之前在演讲中提过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大意是指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会呈现“无热点有重点”的特征。过去，“热点”可以通过政策刺激出来；现在，如果有“重点”，那这个重点是否必然会跟国家的政策性引导或战略目标相挂钩？那在此过程中，是否又会陷入前面讨论的这些问题中去？我们该怎么理解“无热点有重点”，包括前面提到的这几组关系怎么来平衡？
张军：“热点”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尤其是到了今天。从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来看，要形成新的热点并不容易的，传统的热点无非就是房地产、互联网经济这类。其实美国也是如此，要么房地产，要么互联网。
但是，热点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而且一旦形成热点，所涉行业中的水分就会起来，因为它本身的生产力不可能增长这么快，但估值会跑在前面，这时就会产生所谓的“泡沫”。有泡沫，就会遇到泡沫破裂的时候，有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更早地意识到行业可能会出问题，就会撤出，而撤离使得泡沫提前破裂。
对发达国家而言，因为经济处于稳态，潜在增长率很低，大概就是1%-2%，主要靠技术进步来推动增长，所以一旦有热点，其实这个热点也不可能推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出现3%-4%的增长，只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一定波动。
但对中国来讲，我们现在的潜在增长率还是很高的，至少在6%左右，不过目前整体经济运行可能是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如果热点是靠信贷刺激，那么最后很多信贷还是流向这些容易被估值的部门，要么地产要么所谓的互联网数字经济。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提高生产率。像现在搞数字经济，如果靠一下子的政策刺激，反而会妨碍数字经济的发展，因为它会让一些人打着数字经济的名义去炒作概念，投机行为猖獗，最终反而影响行业本身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觉得，关键是要考虑“重点”。对中国经济来说，无疑有很多重点，短板之处也不少，问题在于怎么去做“重点”。如果是靠国家的力量主导，把它纳入国家战略，以此希望在更短的时间里面靠砸钱进去就能有突破，那么一方面风险很大、不见得能成功，另一方面也可能挤占更多的资源。因为我前面说了一定时间内的资源总量是给定的，一个地方用多了就可能挤占其他领域的发展，所以机会成本很高，而且对金融系统也会构成比较大的危险。
所以，“重点”肯定要做，但得考虑一个问题，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还是国家引导、主要依赖市场的力量来推进？如果是前者，会跟发达国家产生更大冲突，就像“中国制造2025”这一目标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巨大关注。
我觉得还是应该用市场的办法来推动重点领域的发展，补足我们的短板，而且市场机制产生的效果远远好于我们的想象。
中国的国内市场足够大，人口规模超大，人才就有足够的量，再加上资金较为雄厚，基础设施发达，制造业能力极强，供应链韧性强劲，国内又有巨大的应用市场，这些条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这意味着中国几乎占据了独一无二的有利因素，应该更好地去调动或者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到重点领域发展。人多力量大，这比选择少数大型国有企业来主导重点领域、把更多的钱投到少数企业的成功率更大、且风险更小。
试想一下，如果选择少数企业集中投入，一旦有战略失误或方向性错误，后果不堪设想。但如果采用市场机制的办法，可以有更高的回报率；市场更具竞争性，动力也会更强，可以有足够的试错率，避免更大的方向性错误。
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漆园街道通过与光伏发电企业及农业企业合作，建成运行40MW光伏发电项目，并建设290栋农业设施大棚，将太阳能发电与设施农业有机结合。图自新华社
我之前演讲时举过光伏产业的例子，从国家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失败的做法，他们认为这过程中间已经失控了；但实际上花了10年时间，中国光伏产业的技术、人才提升了一个巨大台阶，可以说现在全球最好的光伏企业、最好的光伏技术、最好的人才都在中国。
有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去攻克一些重点领域。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几乎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法，而且跟全球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摩擦也会最小。因为市场的办法就是公平准入、公平竞争，何况我们完全具备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本身也是基于市场经济逻辑形成的。
观察者网：换句话说，国家和政府恰恰应该将市场中的一些阻碍拿掉，让整个市场更流畅地循环起来，其实这也符合我们现在讲的“内循环”。
张军：而且这么做，也是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履行承诺，外界会更尊重你的做法，给予正面评价。尤其当我们今天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在这方面更应有所警惕。
观察者网：其实我一开始在听到“无热点有重点”的时候，理解偏差了，我把“重点”理解为可能国家通过引导或基于国家战略目标去“创造”一个重点。所以我的疑惑是，这样做固然可以创造很多重点，但广大的普通人从这些经济活动中的获得感可能会变低。听您这样解释之后，其实通过鼓励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可以有更大层面的群体参与其中，国家经济发展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也能从中得到更好的体现，换句话说个人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会更强。
当经济发展、积累快的时候，普通人也有巨大的获得感，人们不会过分在意差距的问题，但当经济相对比较沉寂的时候，人们就会去关注差距拉大，这也会打击预期。
张军：对中国来讲，尽管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但毕竟还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是大国崛起的独特现象；也就是说，当崛起到了一定阶段后，在这个阶段上它的经济总量的追赶速度会快于人均收入的追赶速度。
我们甩掉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的速度很快，也就十几年时间，但人均收入就不是如此；毕竟我们有14亿人口，想要在全世界排行中一步一步走上去，需要很长时间。但又因为我们经济总量大了，所以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人家会把我们看成发达国家，但其实只是中等收入国家。
而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面临很长的发展道路。按照我们的目标——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非常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需要自身内部的市场主体的活力维持在比较高的状态，否则发展过程会很不容易。
观察者网：生产力的提升或经济增速，其实也关乎全市场的共享程度问题，好像有时候大家过于专注某些行业之后，会发现它只是局限于这几个领域内的增长，其他有些领域的增长是相对停滞的或者被忽视掉了。
张军：这个我在演讲中也曾提过，过去我们通过加工出口，使得可贸易部门快速扩张，相对而言其他部门，比如服务业以及一些传统部门没有太大变化。
当少数部门成为引领性的部门，比如出口成为引领性部门，那么资源就会开始往这个行业流动，劳动力开始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流向加工出口行业，然后通过这个行业的扩张不断带动经济快速增长，并且融入全球经济。所以，在追赶阶段的相当长时间内，经济可能就是一种非平衡的发展模式，但到了一定阶段后，我们的不可贸易部门不能长期处于不发展的状态。尽管出口部门先行一步，但最终还是要跟不可贸易部门的发展协调起来。
当年，萨缪尔森和巴拉萨他们做过一个研究，被人总结为萨缪尔森-巴拉萨效应，意思是先发展出口部门，等出口部门工资提高以后，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来到这个部门，然后这个部门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对服务业以及国内其他部门产生拉动效应，慢慢的两边差距会逐渐缩小，以此带动经济的整体发展。
所以，从追赶策略上来讲，经济发展一开始走不平衡发展的道路是合理的，但是到了下半程，还是要走向更平衡的发展。我想，中国现在应该是到了这个阶段。但如果这个过程仍是国家主导，有时反而会带来更加的不均衡。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提到均衡发展的事情，正好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专精特新”部门的发展和区域经济平衡之间的关系。我记得您曾讲过“专精特新”部门可能会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发展起来，这个现象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区域差距？
张军：中国现在有很多所谓的“小巨人”企业，工信部给了一个专用名词，叫“专精特新”企业。它们是在某一个产品上高度专业化，靠技术创新来赢得竞争力，所以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企业，而是靠市场上的资本来推动创新所形成的高度专业化企业。有点像德国的某些公司，可能上百年就做一样东西，做到业界最好。
目前在中国的二三四线城市，正在出现这种现象。这个现象引起了工信部、包括中国资本市场的关注，有很多投资者在关注它们。我觉得，这种现象有助于经济更平衡的发展。
2022年9月，第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扩容达到4328家，数量接近前三批的总和，目前全国专精特新“小巨人”总量已达8997家。图自新华网
“专精特新”企业的大量涌现，就是因为下游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平台，比如说电动汽车平台，这里面有几家大型的电动汽车生产商，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大，这几家电动汽车生产商的生产需求足够大，足以让电动汽车所需要的零部件中间品的供应变得高度专业化，从而支撑更多的专业化企业。
这就是亚当·斯密国富论里面的一个观点，称为“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会越专业、越精细。当然，对小型的开放经济体而言，不太可能有那么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它主要是全球采购，整个供应链在海外而不是本土；但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这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所独有的优势。
而且，这些企业的出现，并不是国家政府设计好的，而是市场慢慢摸索形成的。市场经济的魔幻之处就在这里，只要存在这种潜在的机会，一定有市场主体会去捕捉它，并且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气候。
当然，这也是我们前几十年积累了大量的基础，在供应链、制造业领域建立起一套完备的体系。这个体系有着超高效率，你想做一样东西，对很多国家来讲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中国就能办成，因为产业环节扎堆集聚，要把某一个东西做到最好相对容易。这是中国最珍贵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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