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驰援武汉到2022年常态防控，广大医护人员、基层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奔走于抗疫一线，这些平凡而勇敢的普通人以他们的坚强与付出构筑起抗疫的基石。岁末年初，观察者网对一些曾参与抗疫的人员做了采访，倾听他们的“抗疫故事”，与大家一起整理回忆、开启新篇。

尹江涛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他与同事们奔赴武汉，支援收治重症患者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此后两年间陆续支援扬州和伊犁；在疫情政策调整后的“疫情高峰”期间不辞辛劳，继续奋战在医疗一线。

三年前，尹江涛曾对话观察者网，介绍了一线医护工作的点滴细节和对新冠病毒的治疗经验。三年后，他再次接受采访，回顾、总结了过往的抗疫故事，也谈及“放开”后工作生活状态的变化以及当下的重症治疗方案。这位抗疫“熟练工”表示有信心继续为患者服务，并期盼生活早日恢复平静。

【采编/戴苏越】

观察者网：三年前新冠疫情在武汉刚刚爆发时，您作为江苏支援湖北的医疗队成员在武汉度过了难忘的两个月，现在回忆起2020年初的武汉，有哪些事是记忆犹新的？

尹江涛：的确，三年来有时候闲下来经常会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三年前，武汉给我第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那种反差和冲击——那时候武汉刚刚举办过军运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晚上的灯光亮化工程都做得非常漂亮。但是整个城市却是空荡荡的，机场几乎没有旅客，接我们的大巴经过灯火辉煌的武汉长江大桥、黄鹤楼时，周围几乎没有任何车辆和行人，那种感觉还是比较沉重的。

第二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是，那次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规模疫情的医疗救治活动，而且大家对病毒的认识还是很少的，内心其实多少都会有一种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但是面对这种恐惧，三年前我强烈的感受到武汉人民非常地齐心、众志成城。

记得当时我们是2月2日出发去武汉的，2月3日晚上就进入了病区，很短的时间内病区就已经收满了病人，而且全部都是重病人，可以说情况非常严重。有一次我在外面穿戴防护服准备进病区，正好遇见里面有一个护士因为过度劳累吐了，出来休息，这时需要有人进去顶班。当时我们这里可以顶班的护士非常少，只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刚刚毕业的小姑娘。我们就问她，你怕不怕？她对我们说：“我的老师们都在里面工作，我也是武汉本地人，当然要冲在第一线。”当时我们在场的医生都很感动，心想为了武汉的老百姓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

2020年，武汉，尹江涛医生与病愈的患者合影（图片由尹医生提供）

观察者网：当时你们在武汉待了多少天，日常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尹江涛：我们在武汉一共待了71天，倒班工作，每天工作4-6个小时，不工作的时候就在武汉晴川假日酒店隔离，我记得那家酒店就在黄鹤楼对面的长江边上，窗外的风景很美。

观察者网：我们了解到在那次支援武汉疫情之后您没有停下脚步，在后面的几年里又陆续投入到新的新冠疫情医疗支援任务中，从“新手”变成了“熟练工”，对比这几次经历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尹江涛：到目前为止一共是三次，希望这是仅有的三次。

武汉疫情之后，2021年8月我又去了扬州，2022年10月份我和同事们去支援了新疆伊犁，也是工作了两个月才回来。

对于武汉的那次抗疫，刚去的时候可以说是“两眼一抹黑”，大家把情况想得非常的严峻。对防护、对未来都很不确定。而扬州的那一次，因为大家对新冠病毒认识的逐步深入，在防护和治疗方面已经逐渐游刃有余了。

第三次我们江苏抗疫医疗队之所以去新疆伊犁，是因为伊犁长期以来就是我们江苏对口支援的地区，这种联系从1997、1998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他们那边出现了疫情我们去支援是义不容辞的。新疆的这轮疫情时间比较长、重症比较多，主要是针对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当地医护人员数量不是特别充足，所以也需要我们的支援。

观察者网：除了离开江苏去外省支援，在2020-2022年的三年里，您作为医生平时的工作受疫情影响大吗？

尹江涛：这三年的时间，全国陆陆续续都有疫情，我工作的江苏镇江是一个东部的三线小城市，人口少、流动也不是很大，所以这段时间镇江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疫情，去外地有的时候会稍微受到影响，医院的日常诊疗工作基本不会受到影响。和2020年前相比也就是进医院需要扫健康码和行程码，我们医务人员会定期查核酸，出镇江需要报备。别的就没有什么了，无论是病人看病还是我们诊疗都和以前一样，医疗资源也相对充足。

至于大家的日常生活，在放开之前，老百姓可能感觉到这个病毒越来越狡猾了，传染性越来越强了，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我们这种小城市，受到的影响确实不大，在市内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区域内流动也几乎没有受影响，就是外地出行可能不方便。

观察者网：2022年末，疫情政策调整之后您的工作和生活有什么变化，您“阳”了吗？您所在的小城市是否出现了医疗资源紧缺的现象？

尹江涛：“放开”之后，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医护也陆续“阳了”，目前大多已“阳康”。毕竟现在医院里医生的防护措施和在武汉时是不一样的，我在ICU上班一般就戴外科口罩，如果说要去做一些高危操作，比如说气管切开、气管镜检查这些，我会佩戴N95口罩，穿一次性隔离衣，而不是防护服，然后外加面屏。不过我们同事中有几个“牛人”至今未阳，其实他们也和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什么的，可能是体质问题，也有可能是无症状感染吧。

的确，放开后医疗资源一度紧张，我和我的同事从放开到现在几乎没有休息过，我自己也就是在感染之后症状最重的时侯在家休息了两天。我的症状主要是头晕和低烧，但是也不敢休息太长时间，因为我多休息一天，就意味着同事们需要多承担一份工作，在家休息也不踏实。

刚放开的时候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医院发热门诊排长队的情况，急诊和住院也要等侯多时。不过因为镇江毕竟是一个小城市，人口不多，市区有两家大型的综合三甲医院、三家左右的专科三甲医院，还有老年病医院以及很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所以医疗资源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匮乏，最近压力比刚“放开”时小多了。

2022年12月底，一些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正在接受治疗（图源：CBC）

观察者网：据您观察，镇江这一轮度过“疫情高峰”花了多少天？

尹江涛：两个礼拜左右吧。

观察者网：因为您是重症科的医生，无论是原始毒株还是奥密克戎，到您手里治疗的患者病情都不轻。三年来，重症病人的症状和治疗方案有什么变化吗？

尹江涛：从病毒特点上来说，从原始毒株到奥密克戎，随着病毒的不断变异，毒力是逐步减弱的，罹患重症的概率也在逐步降低。但是重症患者的临床表现相差无几，一般都会引起呼吸功能减退，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甚至可能会引起呼吸功能衰竭，疾病后期有些患者会继发细菌感染。

从罹患重症的人群上看，原始毒株感染的重症年轻人要比变异株相对多一些。放开后的这一波重症病人基本上年龄都在70岁以上，很大一部分都在80岁以上，这种情况就特别的糟糕。如果患者平时就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等方面的毛病，或者是有脑梗、肾功能不全等情况，他们的危险程度就更高了。

对于治疗的方法，针对重症患者第一时间是要稳定生命体征，其次这毕竟是病毒感染，我们需要在早期病毒复制能力比较强的时候给患者抗病毒治疗，针对过强的炎症反应会给予小剂量的激素进行抗炎治疗，此外还有用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营养治疗及中医药治疗等，最后也不能忽略基础病的治疗。

对于肺部有渗出的患者，特别是重型及危重型患者，我们提倡对他们进行俯卧位通气。最近一段时间针对新冠病毒感染的治疗指南有很多，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对大家的治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最终还是要根据疾病的特点及病人的自身情况，科学的、规范的、合理的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总之，目前我们比三年前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我自己也有信心像过去三年那样继续为重症患者服务，我也和大家一样期盼着这场疫情最终能够过去，希望生活早日恢复往日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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